初版前言（1）

　　1982年伊始，默多克前去拜会了首相撒切尔夫人。二人谈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哈罗德·埃文斯。此时，距默多克接管《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仅10个月有余。

　　作为当时《泰晤士报》的主编，我是默多克的一块心病。故事要从1981年说起。当年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向我保证，《泰晤士报》不会受到政治干预。讽刺的是，这些誓词最终在撒切尔政府面前让步，并在日后帮助默多克逃过了反垄断委员会的调查。一些重要的保守党党员，包括在野党都认为，根据《公平交易法》的规定，反垄断委员会理应就默多克的收购案举行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的解决方案。

　　这并非无理的要求，与保守党对待竞争的原则也绝无出入。要知道，默多克是在求购销售量最大的品质周报和全英最负盛名的日报。此前，他已经拥有了最畅销的日报和周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1979年的大选中，这两份报纸无一例外地倒向了撒切尔。1981年的收购案中，撒切尔的意志也贯穿于政府讨论的始末。同年1月22日，她宣布这宗收购案不存在任何垄断嫌疑。默多克在撒切尔最困难的时候坚定不移地支持过她，她势必会在日后为默多克保驾护航。

　　作为新一任英国贸易大臣的约翰·比芬，在他升入下议院五天之后，让事情变得稍显不同。默多克的收购需要有条件地进行，即保证编辑的独立性。这也在默多克的意料之中。默氏的承诺让我印象深刻，我还曾帮助他们在《泰晤士报》内部做过系统的阐述。

　　我深知默多克对待承诺小心谨慎，就像魏玛共和国发行马克一样。但是，国务大臣为这些承诺增添了法律保障，意味着违背承诺会受到相应的刑事处分。参加完下议院辩论的第二天，默多克这样和我说：“见鬼，如果我和你说话，我就得进监狱。”这看起来像个天大的玩笑。“假设我能另辟蹊径，毁掉那些承诺，并且炒掉一名主编，结果会如何？”他问召集起来的《泰晤士报》员工。“答案很简单，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报纸也会毁于一旦。”

　　没过多久，默多克便计上心来，把我这块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撒切尔。一时间，我似乎被大材小用了，我理应担任某个更高、更有意义的公职。默多克的挫敌之道，让撒切尔很是着迷。事情也被摆在桌面上和保守党主席塞西尔·帕金森讨论。

　　默多克的立场是，我不是一个好的日报主编。但他实际的中心意思却是，埃文斯不是保守党的党员。帕金森曾对一名同事说：“从我们的角度出发，这非常重要。”在首相和党主席的眼里，我的非党员身份增添了不可靠因素：埃文斯手中的《泰晤士报》能否一心一意地支持撒切尔和保守党？这原本只是一个疑问，却在默多克的添油加醋下愈演愈烈。

　　马岛战争前夕，社会民主党派的崛起以及撒切尔糟糕的民意支持率，让唐宁街10号和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的神经都高度紧绷。党内极端主义倾向开始显现。1982年，体育协会主席迪基·季普思结束了五年任期。帕金森四下环顾，表示要为这位前英格兰橄榄球队员寻找一名继任者。

　　可爱的帕金森注意到，滑雪是我除报纸之外的第二大爱好。使出如此一招，我一来不会怀疑这是骗局，二来也能欣然接受。可惜的是，我对和季普思纠缠争球没有兴趣。后者不久便成功连任。我才53岁，从来就没有想过早早地从新闻业退休。

　　默多克没有就此罢手，他一直在寻找支开我的正当理由。在《泰晤士报》内部，默多克找到了他的秘密武器。报纸易主不久，一些改变多少会引发不安。他利用这一点，否决了议会赋予我的编辑自由，打破了他对议会的承诺，并且离间了我与我的副手查尔斯·道格拉斯-休姆。

　　自打我担任主编开始，默多克就希望《泰晤士报》能成为撒切尔在英国的骁勇战士，充当在美国的里根的坚强后盾。尽管在通向泰伯恩刑场的路上发生了些许奇怪的事件。可最终，事情却逐步演变成与崛起的社会民主党的冲突。

　　关于货币主义的优点，默多克与我就曾在我住所的门阶上爆发过一次争吵。保守党内的一排排诽谤浪潮，给我扣上了“挥霍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帽子。默多克的总经理杰拉尔德·隆执意要我说明，为什么在政府宣布经济衰退结束后，还允许《泰晤士报》的报道大唱反调。1982年新年之际，默多克暗地勾结政客和知名记者，强化他展开人身攻击的阵营。他大费周折，宣称我俨然一副社会民主党人的模样，并游说保守党后座议员媒体委员会。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买他的账。该委员会主席杰弗里·约翰逊-史密斯稍后就表示：“我们知道你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然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让默多克控诉我挥霍无度的。这里留下了一个伏笔，仿佛在告诉世人，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丑闻。眼下这个阶段，他和我玩起了政治游戏，一切就从他编制的免责声明开始。他极力掩饰，并暗示手下通过政治活动对我展开批评，例如“缺乏坚定的信念”和“没有良心”。

　　我对这种代号并不陌生。默多克收购报社不久，我还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在报纸上，我撰写了一篇标题醒目的社论——《撒切尔夫人，你大错特错了》，总结了我过去几年关于经济领袖的报道。其中的立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文章以撒切尔公布的经济报表为蓝本，对其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起初收到的百余信件，多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随后而来的，几乎都是赞同之声。

　　两周以后，我被任命为《泰晤士报》主编。这时，《星期日泰晤士报》驻华盛顿记者亨利·布兰登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内容是他和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谈话：

　　在英国大使馆为总统举办的招待会上，我和首相谈及了你的新任命。我向她建议说，《泰晤士报》需要你这样的主编来打破常规。她说她很喜欢你，《泰晤士报》也需要改头换面。但是，她不确定你是否拥有“坚强的靠山和坚定的信念”。她认为对一份像《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来说，以上因素很重要。

　　布兰登评论道：“她也许是在担心，你不能像前任主编威廉（李斯-摩格）一样支持她。尽管这是一次私人谈话，但是其中信息还是有必要告知于你。因为，谙熟首相对一个人的看法，是非常有用的。”

本文摘自《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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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报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于担心未来的所有者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权力。
　　默多克收购报纸一年后，担忧成为现实。默氏绕开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立场。报纸珍视的内部独立性遭到腐蚀。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讲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编的种种内情，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