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2）

　　1981年2月，空气中充满了不安的情绪，我对此深表理解。然而一年后，事情的发展轨迹却出乎我的意料。坦白地讲，我感到非常震惊。没错，我并不是保守党党员，但我也绝非社会民主党、工党或者自由党的党员，更不是什么威尔士民族主义者。我的选票是根据判断投出的。1979年大选中，我投给了撒切尔。但是，个人的投票记录与职业信仰关系甚微。一份独立报刊的最高标准，就是避免新闻记者活跃在政党活动中。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大选中捞得资本。

　　1980年，威廉·李斯-摩格以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来到了位于杜伦郡的一个矿工小镇切斯特。1959年，我也曾受邀以自由党人的名义，参加在柴郡保守党选区的竞选。不过，我拒绝了这个邀请。在新闻工作中摆脱党派干系绝非易事，多数记者很难不受影响。主编作为报纸的监督人，更应拒绝从政府手中接过任何政治荣誉。我很难想象自己可以对此举送上诚挚的祝贺。

　　《星期日泰晤士报》是一份独立于政党的报纸，在我担任编辑的14年间，报纸仅支持过一次工党和两次保守党。我有理由相信，《泰晤士报》的独立性至关重要。首先，这是一份天天和新闻打交道的报纸。其次，与其他的民主国家相比（如美国），英国的在销日报更容易被党派意见所左右。

　　让我们来看一则保守党的最优计算：若《太阳报》－《镜报》＝零，则《每日邮报》＋《每日快报》＝保守党阵线。这会体现在新闻的选取和陈述、专题报道和头版头条中。纵观严肃报刊，《金融时报》是中立偏右，而右派《每日电讯报》的读者群是左派《卫报》的三倍。

　　但这并不意味着，《泰晤士报》也要成为政治砝码。长此以往，《泰晤士报》一定会失去自我，变为墙头草随风倒。届时，报纸的新闻和观点会受到政党忠诚的影响，这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损失。某种程度上说，对党派的忠诚可能被视为一种优点，因为报纸会得到回报。但是，独立较之为一个更高的理想，我们理应为此努力。更有意思的是，独立性能服务于读者，让政客不敢越轨行事。

　　《泰晤士报》有史为鉴。托马斯·巴恩斯被认为是《泰晤士报》最伟大的主编之一。他打破了拥护执政党的传统，坚信自己是对公众，而非对政党或统治者负责的。报纸应当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运作的理念，正是从巴恩斯那里传承下来的。“二战”期间，《泰晤士报》经历了一段灾难——对纳粹德国的姑息纵容，这与时任主编的杰弗里·道森脱不了干系。他个人对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的忠心耿耿多少产生了影响。《泰晤士报》视自己为政府和政党的附属之时，亦是其沦为平庸之日。

　　1981年至1982年，关于独立性的措辞，引起了撒切尔和保守党政府的敌意。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政策的阐述面面俱到，一丝不漏。其中一些担心经济受到了冲击，很多则得到了赞同。财务大臣就向《泰晤士报》表示，在与公职人员的薪酬之战中，我们的支持非常重要。反对派工党的苦难经历得到了忠实记录。我也能保证，关于社会民主党崛起的报道和评论是全面且公正的。就此，撒切尔的保守党批评者有了施展拳脚的平台。

　　我和撒切尔的个人关系还算过得去。直到《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丹尼斯·撒切尔介入建筑申请计划的报道。作为报纸主编，我不认为频繁拜会首相和反对党领袖是必要的。然而，有十年的时间，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与撒切尔会面。个人而言，我很钦佩她的执著。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生活中，她都保持了相同的姿态。然而，她对异议的领会能力让人不敢恭维。撒切尔可以谅解全盘的反对，却很难适应友善的批评。别人都期待得到帮助，她却欢迎对手的发难。于她而言，没有永远的反调，只有信心的缺乏。我反对工会的禁令，特别是新闻业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制度，让撒切尔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不能在其他事情上和她保持一致？这一定是谬误。埃文斯不是那么“值得信赖”。

　　如果说撒切尔不是履行编辑独立性的理想人选，她也不会是第一位乐于看到新闻业健康发展的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曾发起过反对诺拉·贝尔奥夫的活动。后者是《观察家报》的政治记者，她的老板兼主编大卫·阿斯特对威尔逊很是反感。当时，正值反垄断委员受理罗伊·汤姆森求购《泰晤士报》一案，威尔逊在首相别墅与汤姆森共进了晚餐。晚餐后，他还建议汤姆森炒掉自己的政治记者大卫·伍德。这个建议后来被打入冷宫。

　　1967年和1982年《泰晤士报》的区别就在于其所有者——罗伊·汤姆森和鲁珀特·默多克。二人表面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外来的小子在英国报界游刃有余，辛勤耕耘又极富魅力，热爱金钱又相当保守，在多样化经营方面也都大获成功。

　　不过，两人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汤姆森天生就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品质。然而，他为此也弄得自己伤痕累累。汤姆森似乎很享?泄露秘密。他始终维护编辑的独立性，秉信报纸的职责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他不善伪装。他向商界同仁提出建议，但从不指手画脚，或者寻求他人的奉承。他可能有些刻薄，但绝不向恐惧低头。

　　1963年，就在首相顾问委员会考虑给汤姆森授勋时，《星期日泰晤士报》却在同一时间对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的政策大加批评。政客和商人抱怨他对此视而不见，任由他的主编丹尼斯·汉密尔顿胡闹。对此他缄默不语。汤姆森的自传里这样写道：“我宁愿保持沉默。”在一群议员面前攻击自己编辑的事情，他断然不会加以考虑。

　　在我供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14年里，汉密尔顿仅有过一次，试图引导我向经营者偏好的政治路线靠拢。事情发生在1974年的大选期间，他和善地建议我说，如果《星期日泰晤士报》为工党帮腔，汤姆森先生会很不高兴。周六晚些时间，我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告诉了汤姆森我们的立场。他表现得泰然自若，先是给希斯和威尔逊做了精辟的点评，然后总结道：“嗯，不过哈罗德，一切还是取决于你……今晚的事情还顺利吗？”

　　汉密尔顿也就此罢手。汤姆森从来没有施加过什么压力，都是汉密尔顿自己的判断，谨慎使然。

　　汤姆森对他的商业判断信心满满，却在政见方面不求权重。他是个保守的人，但他的保守主义和塞缪尔·斯迈尔斯一样朴素。默多克则散发着工厂机器的味道。经过早年自力更生的艰苦生活，汤姆森身上具备了先驱者正直、谦逊和节俭的品质。他对自己的成功也惊讶不已。这种天性是由内而外的，而非由外而内的。让人感到稍显古怪和偏颇的是，他并不希望每个人都去复制自己的成功。

　　相比之下，默多克的保守主义就和自立、朴素的人生哲学扯不上关系了。金钱和权力才是滋养他的源泉，手段无外乎控制、操纵和审时度势。他的所作所为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利益的出现能让他搁置一切主义，自然这些信念也就算不上根深蒂固。他支持政客，也是基于他们能够赢得权利和赞同的前提。任何时候，一份报纸的独立性在这位经营者的需求面前，都毫无地位可言，只能充当其个人的工具。

　　和默多克一样，汤姆森视办报为一种挣钱的手段。但是，正如弗朗西斯·威廉所说，汤姆森持久的贡献在于，他努力保持了报刊在不断复杂化的商业环境下的专业性。默多克则认为新闻业是生意的一部分。新闻报道成了商品销售和个人权力交易的附属品。这种经营者的特点让人倍感厌恶。哈特维尔勋爵是《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的总编兼经营者，但他却堪称新闻总编的楷模。同样，《观察家报》的大卫·阿斯特也是如此。

本文摘自《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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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报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于担心未来的所有者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权力。
　　默多克收购报纸一年后，担忧成为现实。默氏绕开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立场。报纸珍视的内部独立性遭到腐蚀。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讲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编的种种内情，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