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英伦的政治八卦

　　1974年8月的一个休息日，我拿到了首卷克罗斯曼日记的纸稿。

　　日记里揭露的这台政治机器的滑轮、杠杆和叮当作响的零件尽显无疑。哦，这种感觉真是让人着迷。

　　克罗斯曼在去世前，就其中两章的草稿向我征求过意见。克罗斯罗担心过多的细节描写会招致责难。而我一直鼓励着他，结果也让人相当满意和兴奋。

　　我很难想象这本日记遭到封杀和删减的结果。漫步在苏格兰的荒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或许能冲破早已设置好的重重障碍。当然，我明白政治八卦能够引起轰动，提高《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销量。对此，我作为主编，自然是毫无异议。

　　但是，这本日记拥有更为深远的价值。假若我们按照顺序大量刊布，抛弃绘声绘色的小道消息，就能反映日记的全貌，向人们展现它真实严肃的本质。这才是日记的真正价值。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也很难迈过政府的门槛。

　　作为首相权力和内阁协议的代行机关，内阁办公室将审查日记。1974年4月5日，克罗斯曼逝世。同年4月28日，我宣布《星期日泰晤士报》将在当年秋天，以连载的形式公布克罗斯曼日记第一卷的内容。

　　内阁秘书约翰·杭特爵士即刻给珍妮特·摩根博士写去一封信件。后者是一名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并做过克罗斯曼的助理编辑。

　　“像大多数人一样，我期待看到理查德·克罗斯曼的日记，”他写道，“但我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着实有些惊讶……克罗斯曼先生认同提交手稿的必要性。我相信你和（或）他的遗嘱执行人会将计划出版的部分内容提请审查的。”

　　此前，克罗斯曼已经选定了他的遗著保管人：他的妻子安妮·克罗斯曼和两个朋友——迈克尔·伏特和格雷厄姆·格林。格林也是乔纳森·凯普出版社的执行董事与合作出版商。6月10日，他们给杭特送去了书的校样。6月21日，两人被请到了杭特豪华的办公室。他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声明：不论删减与否，该日记都不能在30年内出版。日记中充满了对高级公务人员政见的细节描写，这种出版行为会破坏英国政体所依赖的相互信任。

　　事情至此陷入僵局。

　　此时，案子移交到了古德曼手中。他是英国最负盛名的仲裁人，同时也是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私人律师。格林相信，古德曼势必能找到解决办法。他确实也说服杭特收回了之前的全盘封杀说辞。

　　杭特同意考虑一个删节后的版本。作为回报，古德曼也向他保证，如果遗著保管人有任何出版意向，会提供14天的预先通知。这样一来，杭特就有足够的时间取得法院的出版禁令。至此，作为连续刊载版权的所有者，《星期日泰晤士报》正式介入进来。遗著保管人做出的鲁莽决定，将我们拖下了水。

　　要知道，只有在日记“准备”出版时，我们才能拥有连续刊载的版权。格林无疑是事件的关键人物。他在这出剧中扮演了三个角色：朋友、遗著保管人以及合作出版事宜的负责人。在他的建议下，我在7月1日拜会了古德曼，向他展示了可能让杭特满意的删减本。正如他所料，我非常沮丧。

　　然而，古德曼和杭特的分歧非但没有缩小，反倒越来越大。8月6日，杭特拿到了删节版的日记，并在9月驳回了这个版本。古德曼失望地讲述了事情经过。

　　“那么，”古德曼生气地对杭特说，“日记里还能说些什么呢？说克罗斯曼坐在内阁桌旁，闲来无事，安静地欣赏圣·詹姆斯公园的美景吗？”

　　杭特沉思片刻。

　　“这完全可以，”他终于表态，“前提是你们没有指出他身边的其他人员。”

　　于是，克罗斯曼的遗嘱执行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汉普斯蒂德的劳埃德勋爵和御用大律师布莱恩·尼尔表示，如果当前的诉讼程序在《国家保密法》之下进行，政府势必能阻止或处罚我们的出版行为。我们的律师也持相同意见。此外，受限于和杭特立下的14日协定，古德曼告诉杭特，如果《星期日泰晤士报》有任何出版克劳斯曼日记的计划，他一定会得到通知。

　　这也正是我所思虑的。想来想去，唯一能跳出这个死胡同的方法，就是利用报纸迅速的特点，打政府个措手不及。这一招需要技巧。克罗斯曼的另一位遗著保管人迈克尔·伏特，现在已是一名内阁大臣。他当初选择伏特的原因，正是看上了他的记者出身。

　　作为一名记者，伏特理应对出版这件事满腔热血，可惜克罗斯曼看走了眼。伏特对下议院和政府内阁更加敬畏。他对能履行自己的公务职责感到无上光荣。

　　“我答应过克罗斯曼了。”他说。但我不想因为伏特的大臣身份，或者其他复杂的事情让他处境尴尬。于是，我分别约了安妮·克罗斯曼和格林共进午餐。

　　因为他们受制于杭特，我委婉地告诉安妮，并更为直白地转告格林：“眼下可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你们醒来时会发现《星期日泰晤士报》已经刊布了日记。假若这样的事情发生，也只是为了帮助日记的发行。当然，二位应当明白，我眼下还没有这个意向。我更愿意征得内阁秘书的同意，删减选摘内容……”

　　与此同时，《星期日泰晤士报》里对日记的“阉割”工作还在继续。

　　杭特表示，如果我能够接受与古德曼相同的14天协议，他会考虑我们的修改版本。我拒绝了杭特并告诉他，我和遗嘱执行人的关系受到法律约束，反过来他们也受到自身职责的约束。从一开始，我就明白编辑工作注定会失败。我们只是想证明自己曾经尝试过。

　　事实上，我一直在为可能的官司做准备。我曾与前“洞察力”主编约翰·巴里开展了一项复杂的工作。通过挖掘劳埃德·乔治首相之后的过往先例，我们全面透彻地对比了克罗斯曼日记和同时期经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批准的回忆录，从而证明出版的合法性。杭特寸步不让，毅然否决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修订版本，我也将此事通报了遗嘱执行人。

　　所有人都聚集在这间下议院的小会议室内：安娜·克罗斯曼、伏特、格林、古德曼、丹尼斯·汉密尔顿、约翰·巴里以及公司的高级律师詹姆斯·埃文斯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律师安东尼·惠特克。

　　这是一场漫长又紧张的会议。伏特建议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杭特，出版一事将会继续下去。这个勇敢大胆的想法对我的秘密计划却是毁灭性的。在公众认识到克罗斯曼的立场之前，我们就会为自己“赢得”一张禁令。

　　根据手头的法律建议，日记只能在30年后重见天日。就在这时，古德曼伸出了援手，他建议应当由《星期日泰晤士报》出面和杭特交涉。

　　杭特闻讯立刻写信警告我：“某些情况下，事情不受我的控制。”他总结道，“我别无选择，你必须保证，在克罗斯曼日记得到我的首肯前，《星期日泰晤士报》不能刊登任何内容。另外，我希望贵方能提供一个至少7天的预先通知，并在（1975年）1月27日（周一）给我答复。”这是我在1月23日（周四）收到的来信。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而言，真是有趣的周五和周六。

　　杭特的信函让我欣喜不已。他采取的行动，让我有一个周末的时间免受任何约束或法律限制。这着实让人为之一振。我已经决定放手一搏，无视警告和后果，抓住机会冒险出版日记。

　　对我而言，此举不单是挑战英伦帝国的内阁秘书，或攫取一篇劲爆的独家新闻那么简单——这是在挑战杭特所代表的神秘政府的绝对信念。

　　我告诉汉密尔顿，不论有没有许可或警告，我都会在周末把日记付诸出版。此事已经讨论了多次，没有必要再把理由具体化。

　　詹姆斯·埃文斯认为起诉不可避免。迈克尔·伏特建议我们寻求一个法官的裁决。我认为现在事情的走向已经让人难以接受，我们要给法庭一个机会，让其强化先前已经让人无法容忍的对各种出版形式的约束。这时，汉密尔顿离开了几分钟时间。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别再说了。”我示意埃文斯别再做声，并把几个月来的挫败感统统浇在了他的身上。当汉密尔顿回来时，埃文斯让安东尼·惠特克提出自己的立场。惠特克赞同出版日记，这远比让日记躺在灰尘里更有帮助，特别是对不久之后的审判而言。

　　“你准备好为这个案子辩护了吗？”汉密尔顿问我。

　　我向他全盘托出了先前的准备，之后是一个特有的汉密尔顿式长停顿。这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停顿。

　　“那就开始吧。”说罢，汉密尔顿便动身前往坎特伯雷大教堂。第二天，《泰晤士报》刊登了他出席大主教加冕仪式的新闻。

　　就这样，我们刊登了日记。

本文摘自《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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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报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于担心未来的所有者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权力。
　　默多克收购报纸一年后，担忧成为现实。默氏绕开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立场。报纸珍视的内部独立性遭到腐蚀。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讲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编的种种内情，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