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帝国的老帝王

　　不论怎样的故事，总能造成剑拔弩张的局面。我们每每涉足充满困难和争议的新闻工作时，罗伊·汤姆森就会受到政客和各界的质问。他却总是能给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印在一张卡片上，放在他随身的口袋里已有25年了。他谓之“信条”。

　　我要着重强调，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能够从任何汤姆森集团旗下的报纸收买或影响编辑的支持。每份报纸都要通过自己的方式，领会其中的利害关系，并在没有汤姆森集团总办公室的建议、审议或引导下，自觉践行上述规定。如果一份报纸的社论专栏，无法在技艺精湛和富有专业精神的职业记者手中自由、独立地运作，那么这份报纸也就没有“常态”可言。我的政策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如既往。

　　1966年，我与汤姆森初次相识。那年，他72岁。

　　他是一个理发师的儿子，在1953年购得《苏格兰人报》时，已经拥有了北美众多小报。然而，汤姆森真正发家是在60岁之后。每天早上8:45，他都会准时步入位于葛莱氏法学院路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社。他总是头上斜戴着一顶黑色的霍姆堡毡帽，身着一身闪亮的双排扣西装，搭配一条宽裆西裤。他在衣着上一毛不拔。1964年，为了庆祝受封为汤姆森男爵，他专程去博柏利排队购买了一件从75英镑降到40英镑的羊绒大衣。

　　汤姆森喜欢别人这样来介绍他：“《泰晤士报》赋予了这个男人伟大和权力。”他是一个倾听者，也是一个倾诉者。他可以为所欲为，打断满是政界权贵的午餐会，献上一段粗俗的笑话：“喂，我说，你们之前听过这个笑话吗？”他也可以在与周恩来和赫鲁晓夫的会见中，分别向二人推介银行业务和资本主义（他与赫氏私交甚好）。

　　汤姆森喜欢挑战，坚信有一天《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销量能够超过《观察家报》和《星期日电讯报》销量的总和。同时，他也会在物价上涨导致销量下降时大发牢骚。

　　这样的性情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不必为了销量不择手段。汤姆森反对报纸出现性和暴力等内容。同样，他对留着新潮发型的人充满敌意。前“洞察力团队”主编刘易斯·切斯特创作《骗局》（前文提到的关于霍华德·休斯伪自传的书）时，留着一个爆炸头。为了安抚汤姆森，我让切斯特在拍摄封面照片时，特意剪了头发。

　　1976年6月20日，罗伊·汤姆森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报纸当天的销量达到了6 000份，超过了《观察家报》和《星期日电讯报》的总和。但是他当时已经病重住院。我写信转达了这个好消息。不久之后，汤姆森便离开了人世。

　　肯尼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他是加拿大的汤姆森先生、英国的汤姆森勋爵。但是，谁又能预料到五年之后，鲁珀特·默多克就接手了这家伟大的公司。

　　我为罗伊的逝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了一篇社论：

　　汤姆森勋爵并非记者出身，却是新闻报道的挚友。他的其中一个贡献，就是从不将手中的报纸视作寻求个人权力或宣传的武器。当然，他的贡献远不止这些。简单地说，他让公正的新闻报道成为可能。他很清楚其中的标准，从不介入报纸的编辑工作。这也被视为他最大的美德。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北美，总有很多反复无常、好干涉的老板，在旗下报纸的新闻报道上指手画脚且毫不犹豫。罗伊·汤姆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所有者关系。他不给《星期日泰晤士报》强加个人观点，甚至从不为自己、朋友或同伴寻求哪怕一篇社论支持。他同恃强凌弱、暗箱操作的人势不两立。

　　他又是一个思想解放和激情洋溢的生意人。他是最清正廉洁、正直不阿的男人。他对于事实和新闻报道道德标准的那份朴实无华的关心，是最让我们敬爱和铭记的。

　　罗伊·汤姆森笃信，每一份伟大报纸的“社会使命”，就是要“给众多领薪的怪人安一个家”。但相信没有人会把“怪人”这个称谓安在汤姆森的朋友和同事查尔斯·丹尼斯·汉密尔顿头上。他是《星期日泰晤士报》任用6年的我的前一任主编，又在泰晤士报业控股公司的总编辑岗位上奉献了14年的青春，同时也是我的董事长。

　　汉密尔顿远远算不上怪人，反倒更像是站在传统顶峰的男人。他的成年生活充满高贵的韵律，身边的密友都是蒙哥马利元帅、哈罗德·麦克米兰和路易斯·蒙巴顿之类的人物。他的衣着和派头，像极了年轻时的安东尼·艾登，举手投足既正统又得体。

　　汉密尔顿欣赏年轻有才的群体，但他身上独有的气场却时常让他们烦恼。他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招募和提拔了一批青年怪才，并给予他们充分的创作自由。1966年，当我来到这里时，发现身边已经聚集了一群青年才俊，他们的共性是对一个又一个的传统嗤之以鼻。

　　汤姆森购得报纸的第二年，汉密尔顿就成为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主编。

　　“一个不善表现自己的小伙子，”汤姆森这样评价汉密尔顿，“但我认为他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

?　汉密尔顿最先给报纸带去的，是天才的团队和战士般的个人忠诚。给不幸的人施以安慰，与得到独家新闻一样让他高兴。

　　真正做实事的人，往往羞于自我炫耀。只是，汉密尔顿在这一点上也有些过了。他经常缺席内部活动，摆出一副寡言、内省的姿态。年轻人生气勃勃地前来面试，却往往被他的沉默不语弄得窘迫不安。他们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后，料定眼前是一台不通人情的纠错机器。

　　这并不是汉密尔顿故意装出来的，而是他天性使然。他的家人、朋友早已领教过了。即使在电话交谈中，他的停顿也能持续好几分钟。他事事担心，经常踱着步子来回走动，用鼻子费劲地呼吸着空气，在决策的边缘犹豫不决。

　　不过，这样的沉默也是一位梦想家的标志。他梦想着提高公众的品位，让报纸变成一块香饽饽。身为大英博物馆理事和泰晤士报业公司总编辑，他成功地把伟大的图坦卡蒙展和中国展带到了英国。

　　1976年，汉密尔顿经过了一番挣扎，接受了爵位。他极力反对新闻人接受政治奖励，担心这会危害到他们的独立性。到最后，他欣然接受了为艺术服务的荣誉。

　　正是汉密尔顿把我带到了伦敦，让我成为他的首席助理。37岁的时候，我成为了执行主编。之前，我在《北方回声报》做了近五年的编辑。和汉密尔顿一样，我在16岁投身报业，成为兰开夏郡一份周报的记者。结束了在英国皇家空军（RAF）的服役后，我前往杜伦大学求学，毕业后进入《曼彻斯特晚报》，成为了一名社论作者和助理编辑。后来，我获得了哈克尼斯奖学金，又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了两年外交政策。其间，我也在美国报纸工作，并为《卫报》做现场报告。

　　引起汉密尔顿注意的，是我任《北方回声报》编辑时参与的一项旷日持久的官方调查活动。这次调查活动针对的是被处以绞刑的蒂莫西·埃文斯，他被误认为连环杀人案的真凶约翰·克里斯蒂。一时间，全国上下陷入了是否要废除死刑的讨论。

　　我曾在伦敦面见了签署死刑执行令的内政大臣丘特尔·埃德。他这样对我说：“我的判断基于当时最好的建议。可惜却吊死了一个好人。”我们的活动成为了全国性新闻，并得到了议会的大力支持。我很荣幸能为汉密尔顿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写下结语：“皇家赦免蒂莫西·埃文斯，死刑就此灰飞烟灭。”

　　一年之后，我被任命为主编。另一位重要候选人、海外新闻主编弗兰克·贾尔斯则成了我的副手。

　　1967年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和激情。我在38岁那年，接过了这面大旗。我们召开会议的办公室舒适宽敞，席间整齐摆放着一排沙发、几个丝绸靠垫和一张埃姆斯椅。这都是斯诺登为汉密尔顿量身打造的。

　　当年，“洞察力团队”的办公室狭小不堪，只有三名记者和一名负责编写短篇背景材料的研究员。即便如此，基于报纸律师詹姆斯·埃文斯提供的证据，他们依然开展了对博若莱葡萄酒造假事件的调查性报道的探索。

　　在我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众多抱负中，最想实现的就是发展“洞察力团队”，再现W.T.斯泰德所说的新闻“统治作用”—— “洞察力”。

　　罗恩·豪是“洞察力”的主编，一名高度的怀疑论者，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曾就职于《每日镜报》。他的副手布鲁斯·培智，是一个来自澳洲的聪明家伙，在墨尔本向艾德里安·迪默（《澳洲人报》的主编，后来被默多克解雇）学了一身本领。不久之后，我又给团队注入两剂澳洲血液——菲利普·奈特利和科林·辛普森。1981年，奈特利因为曝光了英国首富韦斯特的逃税丑闻而一夜成名。辛普森则是一个精明、多产的前军官和古董商人。豪点燃了一根慢捻的导火索，培智则继任了他的位置，急欲立下赫赫战功。

　　我加入报纸后，就与培智合作展开了一项重大的“洞察力”调查——伊美尔·萨旺德拉公司的汽车保险伪造事件。接下来的十年里，培智一直充当着重大调查事件的先锋。

　　丹尼斯·汉密尔顿成为《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总编辑后，常用白芝浩的话形容他和每位主编的关系：“建议、鼓励和偶尔的警告。”与汉密尔顿共事多年，我从未见他偏离过白芝浩的路线。同汤姆森一样，汉密尔顿信任编辑的独立性。“与罗伊在一起，你拥有完全的自由。”他告诉我，随后补充道，“前提是你不可抨击女王。”

　　这就意味着，我们获准介入女王陛下的政府。理查德·克罗斯曼日记的出版，给了政府当头一棒。要知道，政府有明文规定，如果内阁大臣希望在30年内公布包括个人经历在内的纪实文献，必须提交官方审查。

　　1964年至1970年，克罗斯曼是工党内阁一员。他拥有敏锐的目光，善于攫取私下谈话和小道消息，更是一个强迫性交流者。他曾在牛津大学教书，对英国宪法极度痴迷，分析起来头头是道，仿佛自己置身其中一样。尽管不失为“值得一读”，但独家新闻和逸事趣闻并没有为他的日记赢来掌声。反之，相关人士意识到，克罗斯曼决心全盘托出英国政府系统运作的实际情况。不管他的本意是好是坏，其中都包含了首相、内阁政策和大臣讨论内容的众多细节。

　　表面上看，克罗斯曼日记向人们展示了集体责任制的信条，其实却是在掩饰内阁的愚昧和?能。常务官员的权利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大臣没有首相或法官撑腰，就不能对公务人员创作的各部门间资料提出上诉。

　　然而，一个极富争议的、重要的宪法改变真真切切地发生了。首相不再是同僚之首，他开始拥有无上的权力。或者，如克罗斯曼所说的那样：“现在，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清除党内的异己分子，甚至比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降职或罢免自己的政敌都来得更容易。”

本文摘自《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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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报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于担心未来的所有者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权力。
　　默多克收购报纸一年后，担忧成为现实。默氏绕开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立场。报纸珍视的内部独立性遭到腐蚀。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讲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编的种种内情，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