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内阁暴怒的秘密日记

　　罗伊·汤姆森从不在星期六造访《星期日泰晤士报》。我们总是通过电话交谈。1975年1月25日夜间，他和儿子肯尼斯一起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想必是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他们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而我则告诉他们：“你们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夜晚。”

　　眼下，印刷机器在一刻不停地忙碌着，我预料到政府随时可能会授权一道法庭令来阻止我们。总检察长办公室威胁将采取行动，我们的律师也严阵以待。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当时身在契克斯别墅。应他的要求，一名唐宁街的通讯员前来取走了初版的两件副本。

　　引起官方如此震动的，是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占四个版面的报道。我无视内阁秘书的警告，面临违反《国家保密法》的刑事诉讼，不管多少人竭力阻止我，也要公布摘录的克罗斯曼日记。当然，这也是首次对该日记内容进行的一系列长篇选载。

　　作者理查德·克罗斯曼是前英国劳工部长，他知道公布日记内容必定遭遇阻碍，因此留给妻子和遗著保管人的遗嘱就是顶住官方压力发表日记。我决意公布这个重要的秘密，但也担心政府会颁布禁令阻止我们。所以即使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内部，也只有6个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总编辑丹尼斯·汉密尔顿、2名报社律师、我的副手弗兰克·贾尔斯、印刷总管和负责页面设计的罗恩·豪。

　　深夜，印刷总管独自排完了10 000字的选摘。毛条校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调墨。按照惯例，我通常会在周六晚间给白厅送去印刷副本。然而这次，我决定隐瞒不报。

　　肯·汤姆森看起来有些担心。他的父亲透过那副厚重的眼镜眨了眨眼睛：“哈罗德，你很开心对吗？”

　　“是的。”我回答道，感觉自己好像站在被告席上一样，“里面都是有关内阁会议的事情，没有触及国家机密，完全符合公众的利益。人们有权知道政府的管理手段……”我向他保证，律师已经给出过建议。

　　“值得一读，不是吗？”他说。

　　然后，汤姆森勋爵愉快地走到前门，有力地告诉门卫闩上那扇巨大的双开门。他的手中还拿着可能引火上身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们或许能拖延禁令，为分发更多的副本赢取时间。任何的法庭禁令都能通过电话当值的法官传达。身后紧锁的大门，也是我们身处困境的象征。

　　1967年至1981年，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从事了14年编辑工作。对于从葛莱氏法学院路的办公室到河岸街法庭的这条路线，我早已不再陌生。除非要为少数的诽谤案件辩护，否则我很少因为报纸发行的事情站在法庭上。

　　这次，我之所以出现在法官面前，是因为当局或者某些公司、个人试图借法律之手，阻碍《星期日泰晤士报》出版“真相”的权利。北岩勋爵说过：“新闻，是某些人在某些地点总想要阻止发布的信息。如若不然，就只有广告。”很少有人不同意他的第一个论断。

　　《星期日泰晤士报》并非想找法律的麻烦，只是罗伊·汤姆森打造的这艘新闻“大舰”与专制政权起了冲突。这个并非空想的、遥不可及的政权能打造一架明知会坠毁的客机，欺骗小额储户，掩人耳目地剥夺社区铁路，售卖致畸药物并拒绝合理赔付致残者。它甚至能以国家之名，反对一名官员日记的出版。

本文摘自《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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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报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于担心未来的所有者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权力。
　　默多克收购报纸一年后，担忧成为现实。默氏绕开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立场。报纸珍视的内部独立性遭到腐蚀。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讲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编的种种内情，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