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胜利

　　这场胜利比预期的还要好。威杰里虚晃一枪，尽管他将《保密法》的概念延伸到了公共事务，但首卷日记却可不受内阁秘书的约束，完整地呈现给读者。如此一来，《保密法》也就成了摆设。威杰里选择弃之不用，或许其他人也会作出相同的决定。

　　不管怎样，法庭的判决对内阁秘书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同时也抑制了内阁的权力。晚些时候，政府接受了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放弃通过法令控制内阁大臣的回忆录。之后的15年，公务人员们得以免受普通法的限制。

　　至此，《星期日泰晤士报》挫败了来自开放、民主的大不列颠政府的众多干涉。克罗斯曼案可以说是一座里程碑。随后的几卷日记和回忆录也得以自由出版。我们的工作和努力让我一通狂喜，但是众人的不解以及他们对其中危害性的说道，也着实让我沮丧。我明白，我们仍然处在孤立无援、独自对抗黑暗的境地中。

　　“你们做了一件糟糕的事情。”一名政治记者告诉我。放眼望去，他的双肩犹如一道路障。此外，多家报纸的社论也支持政府禁令，少之又少的议员对此抱有兴趣。

　　另一方面，新闻业与专制权力的碰撞、克罗斯曼案的胜利等一系列事件，确实孕育了改变：反应停的受害家庭十载之后终获赔偿；DC-10空难原因历经磨难得以披露。法律和政治制度本应杜绝此类病态事件的发生，却放任自流，极力阻止赔偿，让反应停的受害家庭失望不已，甚至几乎毁掉了试图提供帮助的《星期日泰晤士报》。DC-10空难受害家庭最终得到了合理赔偿，也只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美国提起诉讼。得益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我们方能阐明空难的来龙去脉。

　　我认为，整整一代英国新闻界，在挑战当局权威和利益共同体方面毫无建树，进而导致了人权地位的陨落。英国法庭毫无《权利法案》可言，一贯将物权置于人权之上。

　　民主政治中，微小的改变至关重要——判例法的附加部分难以理解，其主要原则实属拼凑之举，其应用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公众情绪又容易受到诱导；厚颜无耻的行为肆意横行却无人问津，直至被人们接受并成为一种习惯。战后的英国新闻业盲目无知且视野狭隘：通俗报刊往往借助竞选、低级趣味甚至侵害个人隐私等手段小题大做；通俗周报的腐化性和劣根性暴露无遗；质报的新闻工作毫无生气，报纸反复引用演讲和声明，在公共事务上报喜不报忧，甚至错把庄重当严肃。我眼中的严肃性，是指对于影响到数百万人民生活、安全和幸福的制度和活动的详查和监督。

　　新闻业不再刨根问底。它们批评政客，实则与之狼狈为奸，不敢越雷池半步。它们是事后诸葛亮，不敢做出头鸟。

　　在汤姆森和汉密尔顿入主之前，20世纪50年代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凯姆斯利手中俨然是一个“愣头青”，直到60年代，报纸才开始调派全职报道人员。70年代，《星期日泰晤士报》自认为卷入的最突出的审讯和禁令实际上并未发生，因为新闻报道突然掌握了主导权，对法律和政治制度发起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法律和政治制度已失信于人民。谁能料想到，一则19世纪保护维多利亚女皇蚀刻画的商业案例，会在现如今的政客日记案、议员贿赂案和反应停案的文件中被引用。专家委员会建议改革，议会却不愿响应。雨果·杨曾在研究克罗斯曼案时评论道，对谨慎和保密的迷信已经深入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是对其所做的微小挑战，也足以震撼人心。

本文摘自《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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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报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于担心未来的所有者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权力。
　　默多克收购报纸一年后，担忧成为现实。默氏绕开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立场。报纸珍视的内部独立性遭到腐蚀。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讲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编的种种内情，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