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巨的任务
我们移步洛杉矶法庭，继续对真相的追寻。在那里，公正和真相未能完美同步。当值法官皮尔森·豪已经80岁高龄，他的坚定和勇敢让人印象深刻。被告要求密封所有提供给法庭使用的内部文件，至少确保秘密在案件结束时才公开。他同意了这个请求。不过，豪并非企业之友。他处理的首例空难案就花费了八年时间。自此，他也决心大刀阔斧地“改革”，从而缩短断案时间。
这并非事出无因，豪在出生后不久，父亲便离开了人世，是收容所将他抚养成人的。因此，豪深知无谓的拖延只会加重对孀妇和儿童的伤害。他给文件的公布设立了严格的时间表，并在两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其他八起大案。他希望通过准许封存的方法，说服公司提早达成和解，免去定性责任的审理之苦。然而，麦道公司、土耳其航空和通用动力公司的康维尔分公司却拒绝了豪的好意，他们都在互相推卸责任。一场拉锯战由此揭开序幕。
我能理解法官的目的。只是如此一来，我们的处境尴尬。根据在伦敦达成的协定，报纸对斯图尔特·斯佩泽、詹姆斯·巴特勒和鲍伯·福莱的协助，建立在信息互通的基础之上。尽管斯佩泽的事务所代表了英国多数的受害家庭，但仍有半数以上的受害家庭分由其他6家事务所代理。豪以委员会的形式将他们组织在了一起。即便在法官裁定前，也并非所有的律师都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参与充满热情。原告律师千差万别，要想把他们拧成一股绳绝非易事。
例如，波特在通读一篇文件时，就曾有原告律师上前夺走了她手中的所有文档，原因是他对文件的内容持反对意见。这让艾迪和波特忧心忡忡。
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原告律师发现，他们位于威尔希尔大道的办公大楼也是被告律师的大本营，只是在不同楼层而已。局面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这栋大楼也确定为预审听证的地方。更不要说，作为所有原告律师的总部，杰斐逊、巴特勒和福莱的办公室内存放着数以千计的文件。在另外的房间里，还放有一套允许公共访问的原始文件。
事故的真相，可能就隐藏在这两个房间的文件中。不过，在事故责任未定性前，真相恐怕不会轻易现身。不可否认，原告律师有义务争取高额赔偿，他们也更愿意免受焦虑、拖延和审理花销之苦。不过，《星期日泰晤士报》还肩负着更广泛的责任——在不妨碍原告律师的情况下，履行我们的义务。
我批准了艾迪和波特着手每份文件的复印工作。随后，报纸聘用了加州奥兰治霍氏律师事务所的马克·霍尔维茨。他是一名美国记者的辩护律师，该记者因为在一篇描写凶手曼森的文章中透露了消息来源而身陷困境。
马克建议我们遵循以下原则，如此一来就没有非法性可言：(1)在案件审理阶段不要公布信息；(2)借由合法途径访问文件存放处；(3)给自己的复印埋单；(4)不要剥夺利益相关方的使用权。
我们也确实做到了这四点。进入大厦后，我们取得了官方储藏室的钥匙。在晚上、周末和休会期间，艾迪和波特都会将文件装入随身的手提箱，带去一家复印店并交由一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进行复印。需要复印的文件太多，以至于堆满了艾迪公寓的一堵墙，有照片为证。他们说除了我们的律师，洛杉矶再无人知道此事。所有的文件也最终归还原位。
毫无疑问，如果麦道公司得知此事，势必会要求法官裁定报纸藐视法庭。豪也极有可能这么做。尽管我们没有破坏禁令、没有加入协议，并且采纳了法律意见，不会在当下发表任何报道，但是我、记者和公司仍旧冒着巨大的风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深知没有风险就没有真相。
文件的信息会得到全面披露，但前提是没有庭外协议。就在同一个夏天，英国酿酒公司要求一家英国法庭禁止我们披露持有的关于反应停的文件。我曾就此事上庭辩论。很遗憾，我们输了，并立刻执行了法庭裁定。
如果加州法庭做出任何相似的裁决，我将不得不严格遵守。好在我们的运气还不错，得以在暗地里继续开展工作。报纸也准备好了为自身行为进行辩护，并对可能产生的后果严阵以待。
50 000页的文件副本稍后被送往伦敦。这项艰巨的任务也让人高度紧张。一天夜里，艾迪携带两只装满文件的手提箱，径直走向他位于地下停车场的汽车。随后，他打开行李箱，将手提箱放了进去，箱子的搭扣却不巧被卡住了。就在他试图强行合上行李箱时，引起了一名警卫的注意。
“先生，你需要帮助吗？”
“我的搭扣不听使唤了。”
幸运的是，警卫对行李箱内的东西毫无兴趣。最后，艾迪勉强合上搭扣，涉险过关。
1981年，泰晤士报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于担心未来的所有者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权力。
默多克收购报纸一年后，担忧成为现实。默氏绕开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立场。报纸珍视的内部独立性遭到腐蚀。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讲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编的种种内情，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当中。
这并非事出无因，豪在出生后不久，父亲便离开了人世，是收容所将他抚养成人的。因此，豪深知无谓的拖延只会加重对孀妇和儿童的伤害。他给文件的公布设立了严格的时间表，并在两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其他八起大案。他希望通过准许封存的方法，说服公司提早达成和解，免去定性责任的审理之苦。然而，麦道公司、土耳其航空和通用动力公司的康维尔分公司却拒绝了豪的好意，他们都在互相推卸责任。一场拉锯战由此揭开序幕。
我能理解法官的目的。只是如此一来，我们的处境尴尬。根据在伦敦达成的协定，报纸对斯图尔特·斯佩泽、詹姆斯·巴特勒和鲍伯·福莱的协助，建立在信息互通的基础之上。尽管斯佩泽的事务所代表了英国多数的受害家庭，但仍有半数以上的受害家庭分由其他6家事务所代理。豪以委员会的形式将他们组织在了一起。即便在法官裁定前，也并非所有的律师都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参与充满热情。原告律师千差万别，要想把他们拧成一股绳绝非易事。
例如，波特在通读一篇文件时，就曾有原告律师上前夺走了她手中的所有文档，原因是他对文件的内容持反对意见。这让艾迪和波特忧心忡忡。
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原告律师发现，他们位于威尔希尔大道的办公大楼也是被告律师的大本营，只是在不同楼层而已。局面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这栋大楼也确定为预审听证的地方。更不要说，作为所有原告律师的总部，杰斐逊、巴特勒和福莱的办公室内存放着数以千计的文件。在另外的房间里，还放有一套允许公共访问的原始文件。
事故的真相，可能就隐藏在这两个房间的文件中。不过，在事故责任未定性前，真相恐怕不会轻易现身。不可否认，原告律师有义务争取高额赔偿，他们也更愿意免受焦虑、拖延和审理花销之苦。不过，《星期日泰晤士报》还肩负着更广泛的责任——在不妨碍原告律师的情况下，履行我们的义务。
我批准了艾迪和波特着手每份文件的复印工作。随后，报纸聘用了加州奥兰治霍氏律师事务所的马克·霍尔维茨。他是一名美国记者的辩护律师，该记者因为在一篇描写凶手曼森的文章中透露了消息来源而身陷困境。
马克建议我们遵循以下原则，如此一来就没有非法性可言：(1)在案件审理阶段不要公布信息；(2)借由合法途径访问文件存放处；(3)给自己的复印埋单；(4)不要剥夺利益相关方的使用权。
我们也确实做到了这四点。进入大厦后，我们取得了官方储藏室的钥匙。在晚上、周末和休会期间，艾迪和波特都会将文件装入随身的手提箱，带去一家复印店并交由一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进行复印。需要复印的文件太多，以至于堆满了艾迪公寓的一堵墙，有照片为证。他们说除了我们的律师，洛杉矶再无人知道此事。所有的文件也最终归还原位。
毫无疑问，如果麦道公司得知此事，势必会要求法官裁定报纸藐视法庭。豪也极有可能这么做。尽管我们没有破坏禁令、没有加入协议，并且采纳了法律意见，不会在当下发表任何报道，但是我、记者和公司仍旧冒着巨大的风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深知没有风险就没有真相。
文件的信息会得到全面披露，但前提是没有庭外协议。就在同一个夏天，英国酿酒公司要求一家英国法庭禁止我们披露持有的关于反应停的文件。我曾就此事上庭辩论。很遗憾，我们输了，并立刻执行了法庭裁定。
如果加州法庭做出任何相似的裁决，我将不得不严格遵守。好在我们的运气还不错，得以在暗地里继续开展工作。报纸也准备好了为自身行为进行辩护，并对可能产生的后果严阵以待。
50 000页的文件副本稍后被送往伦敦。这项艰巨的任务也让人高度紧张。一天夜里，艾迪携带两只装满文件的手提箱，径直走向他位于地下停车场的汽车。随后，他打开行李箱，将手提箱放了进去，箱子的搭扣却不巧被卡住了。就在他试图强行合上行李箱时，引起了一名警卫的注意。
“先生，你需要帮助吗？”
“我的搭扣不听使唤了。”
幸运的是，警卫对行李箱内的东西毫无兴趣。最后，艾迪勉强合上搭扣，涉险过关。
本文摘自《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之争背后的新闻》
1981年，泰晤士报业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于担心未来的所有者威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观点的自由表达”，英国议会设立了法律担保，限制所有者权力。默多克收购报纸一年后，担忧成为现实。默氏绕开担保，借商业运营之名，控制新闻采编，左右政论立场。报纸珍视的内部独立性遭到腐蚀。
本书作者回顾了这桩报业史上极富争议的并购案，讲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编的种种内情，真实呈现了巨变时刻的媒介业态。审查限制、劳资纠纷、技术换代带来了外部压力；更深远的问题，正埋藏在新闻观念本身的嬗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