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序言(2)

　　去年高考的时候，法治社会部记者王俊秀和本报驻天津记者站记者张国去吉林松原采访高考舞弊案。其实，他们在高考开考的第一天晚上，就已经全部成稿了。稿子非常出色，但传回来后，我们做了几次反复，有些主题、角度也在变。我最后决定，当天不发。为什么不发？全国的考生有700多万人，再加上父母亲，加上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几千万人。这些人那几天是提着心的，12年寒窗就这一下。我的孩子也经历过，我知道作为家长是什么心情。如果当晚就发这篇报道，会给第二天还要考试的学生一种冲击，尤其会给吉林的考生、松原地区的考生很大的冲击。他们会想，我这考试还有效吗？因为有大面积的舞弊，我这考试还算不算了？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候发，一定会比高考结束再发，阅读率高得多，转载率也高得多，但我们是不道德的。现在，有多少由于丧失媒体道德而出现的假新闻和不负责任的新闻！

　　所以，我们决定，高考结束后再发。稿子发了以后，非常轰动，当然，我们也受到了一些压力，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些我们可以顶住。但对社会的责任感，道德和良知，是我们不能突破的底线。有时候，我们要顶住外部的压力，有时候，也要顶住内部的利益驱动。

　　当媒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认为，社会利益是前提。媒体如果被利益驱使了，那就危险了。公信力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媒体道德是中国青年报人的生存基础。

　　第三，我们的报道还要体现本报作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身份。

　　比如法治社会部副主任杨亮庆采访我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标题是《萨科齐太急于求成》，这是中国主流媒体第一次公开批评他。这种批评是中国主流声音。杨亮庆这篇报道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起到主流媒体的作用。当时的背景是中法关系出现了问题，很多人在网上呼吁抵制家乐福、不买法国货、不去巴黎旅游。我们没有着眼于这种愤青情绪，而是很深刻地批评他的现任总统，而且批评得也有分寸。这就是国家利益、大局意识。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位伟大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介绍他的人说，我非常崇敬他，因为他的每一次研究，常常能够结束一个研究方向。这个学者自己站起来说，能够结束一个研究方向的科学家是好的，但是我更敬重能开创一个研究方向的科学家。这位科学家的话对我们同样有用。我们的报道，不是说给某一个社会问题一种结论，或者一种清晰明了的事实结果，中国青年报报道的价值，常常在于我们开创了一个社会思考的方向，这更有价值。

　　所谓推动社会进步，我们推动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报道了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而是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向和角度。我们要开创新的思考方向，并向公众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作为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我可以对我的同事们提出这些高标准的要求，是因为，这个院子里的空气不是功利主义的，而是理想主义的。

　　我常说，中国青年报像一个大火锅，底料是一样的，一代一代的中国青年报人一直在强化着这种底料，所以，什么东西涮进来都是这个味儿，就是务实的、有建设性的理想主义者。一些别的报社的老总很羡慕我们，说你们老有一大群有新闻职业理想的同事。我说是，凡是没有这种理想的，他就没往这锅里涮，或者涮着涮着，觉得不合适，就往别的锅里去涮了。留在这儿的，都是有这么一种价值观。理想主义是漂在海运仓2号上空的一种文化空气。

　　假如说，一个中青报的记者，只把这儿的工作当成一份职业，我就是为了每个月往我卡上打的那些工资，然后我好付按揭，有钱谈恋爱，为将来的孩子攒点教育费，或者，我并不想当一个好记者、好报人、好的经营者、管理者，而是想，有什么机会能不能级别再高点，当个官儿。我同学从村官已经考上公务员了，眼看着就正科了，副处也是唾手可得的事情。那么，他在中国青年报是不会愉快的。所以我想，可能经过了30年，尽管进这个院子的人，来的时候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和文化，但到最后，几乎都差不多。中国青年报出去的人也都这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都经过了选择，我们愿意留下来，愿意干这份事。
　　从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这些理想主义者在为了社会变得更美好而做的努力。作为总编辑，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陈小川

本文摘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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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线：新闻背后的真相 独家爆料，揭秘新闻背后的故事：谁见证了“文强老大”的最后四小时？谁先知先觉以租代征近三万亩建高尔夫球场？谁“谋杀”了温州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村主任？谁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谁见过“处女嫖娼”？谁亲自揭开松原高考舞弊案？谁将上访者被抓进学习班？谁让洱海成了富人的后花园？谁无意间戳到了医改的痛处？……什么是百姓安身立命的底线、什么是媒体工作者的底线、什么是触及底线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