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节：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一）(2)

　　

　　二、政治制度与统治策略

　　从"二战"后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的近四十年中，港英为了维护其对香港的统治，一直沿用"一切权力属于英国"和英籍总督集权制的政治制度。并在20世纪40年代末颁布了一系列加强殖民统治的法令，包括1948年10月公布的《公安条例》、12月公布的《教育（第二号）修正条例》，1949年1月公布的《人民入境统治条例》、4月公布的《简易程序治罪修正条例》、5月公布的《社团条例》、8月公布的《人口登记条例》和1950年4月公布的《人民入境统治（补充）条例》，等等。按照这些条例，港英可以强迫被怀疑"煽动叛乱"的人士做出"不再煽动"的保证，可以关闭某些学校或取消某些教师的执教资格，可以随时对居民进行搜查、拘留、逮捕或驱逐出境，甚至可以对违犯条例的人判处死刑。对于香港华人要求参政的呼声，港英在很长时间内是采取敷衍、拖延甚至压制、反对的态度，而统治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英国统治阶层手中。直到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港英政府的全体官员和行政、立法两局的全体议员，没有一人是选举产生的，全部由政府委任。其中主要官员（总督、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驻港英军司令、政治顾问等）更是由英皇或英政府任命的英籍官员担任。其他司级以上的二十二名官员中，十九名是英国人，只有三名是华人`。战后港英政治制度是如此保守和反动，以致一位以研究香港而知名的英国学者迈因纳斯（N.J.Miners）在20世纪80年代曾把它称为"早期帝国政治的活化石"，并尖锐地讽刺道：

　　"假如香港第一任总督甸乍爵士今天重临香港，他能认出的几乎只有山顶区的轮廓和政府的制度，而后者在一百三十年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a。

　　另一位英国学者哈里斯（Peter Harris）也不约而同地写道："倘若19世纪的任何港督今天能重返香港，他们对所看到的一切变化都会大吃一惊，只有一点除外--主要的、正式的政府上层建筑基本未变"b。

　　但"二战"后港英当政者也不能不看到：经过战争的磨炼，香港华人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质素已经大大提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人亲眼目睹英军一败涂地的场景，以及昔日号称"日不落国"的英国人在集中营内饱受奚落侮辱的可怜相。而且此后英国再没有为香港的抗日战争付出过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只有华人组成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新界四出活动，打击驻港日军。这一切都使英国在香港华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在经济上，遭受日军疯狂掠夺破坏后的香港，疮痍满目，百废待兴。而英国遭受战争的破坏更加严重，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依靠"美援"补贴度日。它自顾尚且不暇，不可能给予香港任何物质上的援助。加上华人是好学的民族，经过几代人热心兴学，到"二战"前的1938年，香港中英文学校(相当于中小学)在校学生已经达到10.4万多人。日占期间锐减到不足7 000人，但战后的1954年已经增加到24万人，占总人口的9.9%；1963年又增加到69.1万人，占总人口的19.5%；1970年更增加到94.1万人，占总人口的23.5%（见表5-1）。迨至1989年，香港270万工作人口中，小学程度的占33.3%,中学程度的占53.2%，专上教育程度的已经占到了13.5%。事实迫使港英政府认识到：对于占总人口95%以上的已经觉醒了的高质素的华人群体，继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是很不明智的。只有"笼络人心，赢取香港华人的拥戴"，才能"重振英国昔日的声威"，在一定时期内维系住港英的统治，实现经济的重建与发展。因此，在1946年港英立法局重开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撤销了最令华人反感的充斥着种族隔离色彩的《山顶居住条例》（从1918年港英立法局通过这个条例到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为止的二十三年中，获准在山顶区居住的华人家庭只有两个：一个是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另一个是20世纪上半叶号称香港首富并且有着英国人血统的华商何东）。以后又陆续撤销了一些歧视华人的法令，允许华人在港英规定的范围内有言论、出版、投资、经营、就业等自由。但统治权则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当时被称为港英政府"喉舌"的《南华早报》总编辑、英国人哈特臣在1981年所撰的《香港：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就曾写道：

本文摘自《香港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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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经济史：公元前约4000--公元2000年
　　香港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至今已有约六千年的历史，但有关香港经济史的论述则只散见于部分论文和书籍的少数章节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香港经济通史的专著问世。有鉴于此卢受采教授在其女儿卢冬青硕士的协助下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香港经济史》。本书史料丰富立论严谨，条理清楚文笔流畅。这部专著在时间跨度资料广度和理论深度方面，都尽可能符合详尽真实客观准确的原则，可谓古今中外第一部香港经济通史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