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节：英占后期的香港经济（二）(3)

　　

　　香港与日本的贸易在战后最初两年理所当然地停止了。从1948年开始，日货大量进入香港，香港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响应中国内地的反美扶日运动，在1948年6月曾组织召开"反对扶助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当然，正常的贸易关系并未停止，港日贸易额继续有所增加，1951年达到5.85亿港元，占当年香港贸易总额的6.3%。

　　香港与以上四大贸易对象贸易额的增加，以及香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见表6-2），促使香港对外贸易额直线上升，1951年贸易总额达到93.03亿港元，比1947年的27.67亿港元增加2.36倍。每年平均递增35.4%，比同一时期香港本地生产总值递增率高出15个百分点。这一时期香港的对外贸易绝大部分是转口贸易。由于港英政府统计处直到1959年才将总出口额中的转口额和港产品出口额分开，因此我们还很难准确算出战后初期香港转口贸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据英国学者莱恩布里奇计算，1950年香港转口额约占全部出口额的89%`。香港学者莫凯教授也指出："一般估计，在四十年代末期，香港的总出口中有约八成属于转口，绝大部分与中国有关。"`可以说，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香港已经恢复了其亚洲重要转口港之一的地位。而对外贸易的迅速复兴，像开埠之初一样，又一次带动了整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金融业欣欣向荣

　　日占期间香港英资和同盟国资本的银行以及中国国民政府的官办银行都被关闭，仅有二十二家华资银行和六十多家银号、钱庄继续惨淡经营。1945年9月1日港英军政府成立后，同月13日颁发了第一个金融法令，宣布日本军用钞票无效，第二天就有一些已歇业的华资银行复业。到年底，英资和外资的渣打、有利、法国、荷兰、大通、运通、安达、华比等八家银行；华资的东亚、华侨、盐业、永安、康年、广东、上海商业、汕头商业、中国国货以及广东省银行等十家银行以及中国官办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都已相继复业。加上战时继续营业的银行，银行总数达到四十六家。银号、钱庄也有数十家。而身兼商业银行和"准中央银行"双重角色的汇丰银行则在1945年9月开始有限度营业，1947年1月全面复业。与此同时，香港金银业贸易场也在1945年12月1日复业，香港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经纪协会因受延期支付法令的限制，直到1947年1月才复业。在日本投降后的四个多月内，由于社会秩序还没有恢复正常，抢劫、盗窃案件较多。市民为了安全，纷纷将手头的资金存入银行，使存款额不断增加。但工商业刚刚开始重建，投资渠道不多，银行的资金缺乏可靠的出路，经营比较困难。这种状况在进入1946年以后有了改变。随着经济的快速复兴，金融业欣欣向荣，东亚银行的存款额在这一年就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由于获利丰厚，前景看好，金融机构不断增加。据港英政府1984年5月22日《宪报》刊登的一项资料，1948年香港获得牌照的银行、银号已经达到133家`。

　　金融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海外资金进入香港提供了通畅的渠道。从1946年开始，"二战"期间积压下来的庞大侨汇就以香港作为转递的总枢纽。由于中国内地的战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和排华风潮，使这些地方的资金大量流入香港。据估计，1947-1950年流入香港的资金相当于香港居民收入（National Income）的48%。如此庞大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的繁荣。香港大学周亮全教授认为："二战"后资本、劳力和人才的大量流入，是香港经济复兴的重要因素。而其中最主导的因素是资本。因为在初始的阶段，劳力虽多但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反而成为负累。而人才（无论是管理人才还是技术人才）也只有同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a。正因为如此，作为资本流入香港的首要渠道的金融业，在战后香港经济快速振兴的过程中，无疑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本文摘自《香港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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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经济史：公元前约4000--公元2000年
　　香港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至今已有约六千年的历史，但有关香港经济史的论述则只散见于部分论文和书籍的少数章节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香港经济通史的专著问世。有鉴于此卢受采教授在其女儿卢冬青硕士的协助下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香港经济史》。本书史料丰富立论严谨，条理清楚文笔流畅。这部专著在时间跨度资料广度和理论深度方面，都尽可能符合详尽真实客观准确的原则，可谓古今中外第一部香港经济通史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