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集中管理和政治干预的剖析（2）

　　而在穆勒之后，现代经济学家们几乎又完全退回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观点上去了。他们重新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普遍实行自由的完全竞争时的分配上去，把这种条件下的分配规律称为分配的“自然规律”。约-贝-克拉克宣称，这样的自然规律支配着社会的收入分配，在它顺利地起作用时，每个生产要素都是创造多少财富就得到多少财富，每一种生产要素的单位收入都等于它的边际生产力。克拉克把这种分配称为“机能的分配”，它决定了用某种方式能得到多少收入。他承认，这种分配与决定某人收入多少的“个人间的分配”并不一致，但是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机能的分配，科学的分配论并不直接讨论个人间的分配。他坚持说，除了个人间的分配与机能的分配有差别之外，一切不合乎他的理论的分配状况都产生于社会经济中的动态因素，而他的理论原理陈述的则是静态下的分配标准。尽管他承认，他的这套分配理论只适用于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但仍然把这些理论原理说成是社会产品分配的“自然”或“正常标准”，拒绝讨论任何其他情况下的分配规律。克拉克明确宣称：他之所以仅仅研究完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分配，就是为了证明，按照这种所谓的“自然的分配”，人们所得的与他们所生产的是一致的，由此得出了应当保存现有的工业制度的结论。

　　与西方经济理论家的古典主义传统相反，非正统的德国经济学家，特别是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们，却进一步引申了约-斯-穆勒的命题，认定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决定了社会产品的分配。洛贝尔图斯（Rodbertus）和瓦格纳（Adolf Wagner）主张把“纯经济的范畴”与“历史—法律的范畴”区别开来，施陶尔茨曼（Stolzman）则进一步认为，正是这种“社会范畴”对分配规律有着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施陶尔茨曼甚至宣称，各个生产要素在生产出来的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仅仅是由社会中的权力决定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们的这一观点是对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概括，因为在历史实际中，收入和财产的分配状况确实都取决于社会中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们的这一观点又为他们的经济政策主张提供了根据。他们把个人和阶级之间的道德团结看作经济政策的最高目的，主张通过社会立法、利用财政手段来控制私有经济，调解劳资关系。这实际上都是主张利用政治权力来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

　　对于正统派经济理论家与历史学派争论的这个问题，庞巴维克曾作过详尽的研究。在他看来，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家，还是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没有精确地说明“经济规律”与“政治和经济权力”对社会产品的分配各有多大影响，它们又以什么方式发生影响。庞巴维克进一步发展了克拉克关于“功能性的分配”（funktionelle Verteilung）的观点，他认为：功能性的分配决定了根据什么方案给予参加生产的各个要素以报酬，以补偿它们履行的生产功能，而不考虑履行这个功能的个人，也不考虑单个具体的个人在这些功能上作了多少贡献。与克拉克等人一样，庞巴维克坚持说，人为的权力强制对功能性的分配是无能为力的，而任何科学的分配论的首要对象就是这种“功能性的分配”。不过庞巴维克又承认，权力关系确实对分配有重大影响。他把这种影响限于个人分配的范围之内。在他看来，权力对个人的分配的影响可以是无限的。

　　

本文摘自《弗赖堡学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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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赖堡学派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久负盛名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主张曾经为二战后的德国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德国迅速崛起，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直到今天，弗赖堡学派在德国政界、经济学界和民间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广泛信众。体制问题一直是经济中人们关心的问题。而在弗赖堡学派之前的经济学流派中，理论家们却对这一问题没有明晰的认识，一直到瓦尔特·欧肯与历史学派决裂，并创立了弗赖堡学派，确立了将“经济制度”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框架的思想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制度因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弗赖堡学派在学术上的又一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