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7）

　　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的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不时出现这种“概念的经济学”的所谓“理论体系”。20世纪前半期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奥特马尔-施盘（Othmar Spann）就构思了一个这种“理论体系”的样本。施盘强调社会是精神上和行动上的整体。社会整体先于个人，个人通过一层层阶梯而成为社会整体的一环，经济则是服务于社会目标体系的手段的体系。这样，国民经济学只是普遍的、支配一切的社会学说的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施盘首先通过规定国民经济学与社会学说的关系，为“经济”这个概念下了一个严格的定义；再从这个定义出发，推导出财货、劳动、生产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用演绎的方法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严格统一的概念体系。他把这种概念体系称为“经济理论”。施盘这一类的所谓“理论体系”往往在各自的时代名噪一时，但却都很快销声匿迹，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没有起多大作用。

　　严格地说，这一类的“概念的国民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它又是古典经济学的一种蜕变。它把古典经济学的那些脱离实际的东西推向了极端，从而集中地暴露了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弱点。尽管古典经济学总是从实际现象出发来研究经济学，因而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根本不同；但是，它那种把自己的一切理论都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的态度，却给了“概念的经济学家”们以思想上的支持。正因为如此，“概念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体系往往是用正统派的理论原理组合起来的。

　　实际上，“概念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以现代的世俗方式复活了中世纪的“概念实在论”，把一般概念当成了产生和规定个别事物的真正实体。这种研究方法的荒谬之处，首先在于它把定义放到了事实的研究之前，想从定义中推导出对实际问题的答案。实际上，从定义出发进行的演绎，得出的只能是事先已经放进定义中去的看法。更糟糕的是，这样的经济学所下的定义必定是脱离实际的。这是因为，我们的一切认识都要从经验开始，从感官开始，由此走向悟性，而终结于理性。经济学与大部分其他的经验科学一样，根本不可能在研究的一开头就给出科学的定义。数学的定义可以包含不证自明的公理，经验科学提炼出来的定义却不能这样。这种定义表达的应该是研究事实的结果，它们是通过分析事实而论证出来的。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最大罪过，就是不从事实、不从实际的问题出发。而概念的经济学却把某些所谓不言自明的假公理看成是经济学的出发点，根据这些假公理来下定义，再从这些假公理的定义出发进行演绎。这种演绎是滥用理性。对经济学这样的经验科学来说，不分析实际的事实，怎么可能得出合乎实际的定义？而概念的经济学家们却用对概念的反思来代替了对具体事实的观察。这样，他们下的那些定义就只能是假公理，这些定义虽然被说成是不证自明的，实际上却既不是自明的，也没有经过证明。这样的定义只能是主观规定的，根据这种主观规定的定义去回答实际问题，即使使用的演绎方法再严格，得出的结论也不会有任何根据。而且，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在决定选哪一个定义作演绎的起点时是任意的，这就使“概念的经济学家”们不可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结果是他们内部根据各自的主观意愿形成了许多互相敌对的阵营，出现了许多小宗派。这些小宗派使经济学家们卷入了关于基本范畴和概念的繁琐无谓的争论之中，而对充满了重大问题的具体经济生活不屑一顾。

　　这样，“概念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是面向事实，而是面向概念；不是在似乎混乱的事实中寻找秩序和联系，而是在事实之外还制造出概念的混乱。它既是非历史的，又是非理论的，因为它的“理论”与对实际问题的真正理论研究无关。“概念的经济学家们”既不研究直观具体的经济，又没有理论分析的工具，因而根本就不能认识实际的经济。

　　

本文摘自《弗赖堡学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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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赖堡学派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久负盛名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主张曾经为二战后的德国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德国迅速崛起，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直到今天，弗赖堡学派在德国政界、经济学界和民间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广泛信众。体制问题一直是经济中人们关心的问题。而在弗赖堡学派之前的经济学流派中，理论家们却对这一问题没有明晰的认识，一直到瓦尔特·欧肯与历史学派决裂，并创立了弗赖堡学派，确立了将“经济制度”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框架的思想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制度因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弗赖堡学派在学术上的又一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