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II）（12）

　　我们使用灰色收入这个概念，通常是指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现实生活中有些收入，由于在制度上或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处在合法与非法的中间地带。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民间举行婚礼，收受亲朋好友的礼物礼金，既是民风民俗，也是法律所允许的。即便发生在党政官员的亲属、子女身上，如果在合理限度内，也未必能够简单禁止。但有些官员借子女、亲属婚礼的名义收受重金，聚敛财富，甚至以数十万、数百万计，实质上是索贿受贿。这就需要法律法规对官员亲属收受礼品礼金的情况，在情节和金额上划定一个合法的界限，并建立可行的监督办法。越过这个界限，必须严格禁止，以非法收入论处。但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这类收入也只能算做灰色收入。

　　又如，企事业单位或政府机关在工资之外，给雇员提供某些奖励和福利待遇，一般而言是正常、合法的行为。但有些政府机关或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慷公共资金之慨，以种种名义给官员、企业管理层或职工提供远高于市场常规的福利或额外给付，可能还逃避了纳税，这实际上侵害了公众利益。这其中常常出现的一类情况，是违规违纪，但并不违法。在法律法规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这类收入也只有以灰色收入来形容。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正当收入，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赋予其合法地位，因而变成了灰色收入。

　　第二种情况，是某些怀疑为非法的收入，在来源不明而不能认定其非法的情况下，也只能作为灰色收入来看待。例如频繁出现的通过内幕交易、虚假拍卖获得的地产收益，通过内线消息、散布虚假信息、操纵市场而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上获得的暴利，以及政府官员以权谋私，通过钱权交易获得的利益等。但如果仅仅是公众或有关人士怀疑存在上述情节，而拿不到确凿证据，也无法作为非法收入来对待。

　　由于已经曝光的非法收入毕竟是少数情况，因此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灰色收入，除了包括对其合法性没有明确界定的收入外，也涵盖了大部分事实上的非法收入。

　　前一种情况，说明法律和制度不完善，使收入分配的许多环节存在模糊区间和漏洞；后一种情况说明在立法和执法、监督之间存在脱节，对一些经济活动的重要领域、对公务人员的行为缺乏有效监管；两者都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发生扭曲。当一个社会出现大量灰色收入的时候，自然说明存在严重的制度不健全或漏洞。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国民收入分配脱离了常轨。因此，要解决灰色收入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如何给灰色收入下定义；缺乏针对性地空谈“取缔”也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制度改革，理顺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建立和健全对收入分配，特别是涉及公共资金、公共资源及其收益的立法与监督机制，使国民收入分配得到有效的规范。

　　2. 灰色收入的来源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收入分配主要依据生产要素的报酬进行，即区分为劳动、人力资本、资本、土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回报。市场经济体制并不能自发保证收入分配公平合理，但一般而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发挥。因为在竞争条件下，回报率高的生产要素，自然得到较高的报酬，因而通过收入分配的激励促进了效率提高；而且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保证了资源配置的优化。

　　但任何社会也都需要政府参与收入分配。因为社会必须以一部分资源或产出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维护、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科技开发、保证国防和社会安全等。由于市场经济不能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也需要通过政府来建立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体系，以改善收入分配。这些都不是市场机制能够自发完成的。发达国家在整个20世纪，经历了这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减少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也减少了社会冲突，从过去弱肉强食的传统资本主义演进到比较人性化的资本主义。这些改变增进了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并间接地保障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这些情况，比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抽象的收入分配更复杂。20世纪经济学的发展，尽管出现了有关经济外部性的公共经济学、有关宏观平衡和宏观管理的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以及有关选举、公共政策与公众利益的公共选择理论等，各自涉及了收入分配问题的某些方面，但总体而言这些理论进展仍然落后于社会实践，能够提供的指导是相对有限的。

　　其中一个重要领域，是如何保证公共资源及其收益的合理使用和分配。掌握这些资源的权力机构或人员，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容易染指其使用或分配过程，侵占这些资源，或利用这些公共资源获取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本来用于保障社会公平的公共资源，可能成为少数特权阶层的猎物，反而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本文摘自《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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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规划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如何切蛋糕将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将直接关系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目前，腐败相关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胀，成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本书是两次清算“灰色收入”的经济学家王小鲁近几年来相关文字的首次结集，通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真实收入状况的数据挖掘，对中国国民收入真实数据和差距，以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指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巨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得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结论。作者指出，这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有赖于推进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严格管理制度和受社会公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建设一个法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