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小企业发展环境有助缩小收入差距（3）

　　2003年同1999年相比，全国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了165%，主要是用于建设项目和大中型企业贷款。而同期短期贷款余额仅增长了31%，其中对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仅增长了24%。对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余额虽有相当增长，但在短期贷款余额中的比重仅占1.7%（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都以小企业为主）。

　　在2004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过渡到“稳健的财政政策”，国债投资项目因而有所减少。但是由于宏观调控采取了“有保有压”的策略，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保国有投资、压其他投资的趋向相当明显，小企业和非公企业融资空间的压力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值得严重关注。

　　小企业在融资方面面临的困难，说明我国金融领域的改革滞后已经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也给就业形势带来了相当不利的影响，金融改革亟待推进。在这方面，以下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大银行体制不利于小企业融资。对一家大银行来说，按照常规发放一笔小型贷款和一笔上亿元的贷款所需要进行的企业资信调查、风险评估、逐级审批程序和所发生的成本相差不多，因此在同等利率的情况下，对小企业贷款有些得不偿失。然而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规模较小，决策程序简单，在对小企业贷款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有些地区，一些更小规模的农村信用社和其他非国有金融机构，由于在当地具有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对贷款对象的了解更充分，有利于降低成本、规避风险。加上其成本意识更强，在管理得当的情况下，对小企业贷款方面比大银行的优势更加突出。不过在大多数地区，中小银行和地方性非国有金融机构并没有发展起来，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基本上垄断了金融市场。目前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大银行间的竞争将明显加剧，但这对于解决小企业融资问题的作用相当有限。我国的金融市场开放不应当仅仅是对外开放，也应当尽早对内开放，鼓励中小银行和地方性非国有金融机构成长起来。金融监管不应当仅仅着眼于为防范风险而限制进入，还应当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为非国有中小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和成长壮大开辟一条合法的道路。

　　其次，金融担保体系发展缓慢也是一个不利于小企业融资的重要因素。调查发现，各地由政府投资组建了不少金融担保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企业融资，但这类公司相当部分专业素质不高，有的已经发生了严重亏损，也有的公司经营保守，担保资金不能有效利用。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这些担保公司的素质，理顺机制，加强监督。

　　四、小企业面临的行政和法制环境不良

　　制约小企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体制环境方面的障碍。根据前面提到的400家小企业调查的结果，有高达41%的企业认为“政府规章制度繁杂”构成了影响企业经营与发展的严重问题。认为“税率太高”或者“税收管理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分别有39%和31%。把“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和“规则缺乏透明度”列为影响企业经营与发展严重问题的各有36%。有34%的企业认为“法治不完善、得不到法律保障”也是企业面临的严重问题。加总计算，在上面这些项目中认为至少有一项构成影响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严重问题的企业，占调查企业总数的69%。

　　调查发现，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优于国内的小企业。小企业往往缺乏与政府打交道的公关能力，又不像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那样受到政府重视。许多小企业反映“最怕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政府部门间互相推诿、刁难企业，政府部门拖欠企业款项、随意撕毁合同、不依法征税导致税负不均的现象相当普遍。政府官员和司法、执法人员滥用职权、敲诈企业的事件时有发生。政出多门，政策不透明，企业常常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为某些项目的审批在众多政府部门间往返奔波。近年来，有些地方设立了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的集中办公场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行政审批难的问题。《行政许可法》的公布，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审批的透明度。但还是有不少企业反映，许多事在这种“一站式”场所的部门值班人员那里解决不了，还得跑各部门。政府关于清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减少行政审批环节的工作进展不理想。有些政府部门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使许多审批制度名亡实存，或者如企业所形容的“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本文摘自《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

---

　　 “十二五”规划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如何切蛋糕将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将直接关系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目前，腐败相关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胀，成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本书是两次清算“灰色收入”的经济学家王小鲁近几年来相关文字的首次结集，通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真实收入状况的数据挖掘，对中国国民收入真实数据和差距，以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指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巨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得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结论。作者指出，这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有赖于推进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严格管理制度和受社会公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建设一个法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