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向何处去?(2)

2013-11-04 09:10:45

  笔者使用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分省数据,利用计量模型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走向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城镇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都有继续扩大的明显趋势,但数据并不能证实收入差距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平后会自动趋于缩小。因此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一个未能证明的假设(王小鲁、樊纲,2005)。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将会很快突破0.5(有些研究结果认为实际上已经突破了0.5),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少数收入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这项研究还发现,收入差距的变动并不仅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相关,而是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又可能导致差距缩小。而这些因素多数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推进体制改革来进行调控的。一般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这在某些情况下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其中若干因素的调整,不仅不会导致效率损失,反而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以下将分别对这些影响因素和政策调整的可能性进行讨论。

  三、社会保障和财政转移支付

  社会保障是减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因为它们可以在居民面临失业、退休、疾病和收入过低等情况时为其提供保障和救助,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或增加他们的收入。但这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会造成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且会导致奖懒罚勤的后果,影响经济发展和投资、就业的积极性。目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低保制度提供的保障水平还很低,而且只限于在城镇地区和少数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实行。在农村全面推行这些社会保障,超出了目前的财政负担能力。

  但是,笔者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即使在城镇,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仅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相反扩大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保险体系的覆盖程度还有相当的局限性,特别是对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低收入人群和流动劳动力覆盖程度很低。2004年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在职职工有1.058亿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225亿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0.904亿人;与城镇2.648亿从业人员相比,覆盖率分别只达到40%、46%、34%。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加入这些保险体系的恰恰是最需要得到社会保障的低收入人群;而中高收入居民从这些社会保障中的受益明显高于低收入居民。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城镇低收入居民不仅人均从医疗保险报销的医疗费远远低于中高收入居民,而且前者医保报销的比例也低于后者,医疗自费开支的比重明显高于后者。因此,如何尽快把目前没有被社保体系覆盖的1亿多城镇劳动者纳入社保体系,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当然也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长期保持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待遇是不公平的。但限于财力,这需要通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来逐步解决。少数富裕地区已经具备了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的条件。对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居民来说,虽然目前建立全面的社保体系条件还不成熟,但有些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首先解决,例如农民没有钱看病的问题,需要尽快普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一些地方的经验证明,形成一套村民自治的群众监督机制,是保障合作医疗体系有效运行的有效方法。

  根据国际经验,财政转移支付也是消除收入差距和地区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这方面,中国目前除了财政支农、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及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外,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以及对在欠发达地区的重点项目建设投资,实际上也在执行着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就其总量而言,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些研究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在缩小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方面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这主要是以下原因导致:

  第一,转移支付缺乏一套严格、规范的制度设计和执行标准,特别是各类专项拨款立项不规范,没有严格标准,主观随意性强,使转移支付在缩小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

  第二,转移支付目标不够明确,结构不够合理。其中用于一般投资项目和政府一般性开支的比重过高,用于扶贫和舒解落后地区发展瓶颈环节(例如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教育等公共开支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的资金不足,难以起到减小差距的作用。

  第三,对转移支付的使用状况和效果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在某些贫困地区,政府挪用扶贫资金和救灾资金盖办公楼、买豪华轿车、给政府工作人员发奖金的现象频繁发生。由于缺乏管理和监督,一些专项拨款成为专项浪费,并为某些政府官员寻租和腐败提供了条件。

  ?此,对于转移支付而言,现在主要的问题看来不是数量问题,而是明确目标、理顺体制、建立制度、规范管理、强化监督的问题。这些措施在减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不仅不会影响经济效率,而且会提高效率、减少腐败、促进发展。

  

本文摘自《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


   “十二五”规划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如何切蛋糕将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将直接关系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目前,腐败相关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胀,成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本书是两次清算“灰色收入”的经济学家王小鲁近几年来相关文字的首次结集,通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真实收入状况的数据挖掘,对中国国民收入真实数据和差距,以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指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巨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得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结论。作者指出,这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有赖于推进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严格管理制度和受社会公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建设一个法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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