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小企业发展环境有助缩小收入差距（1）

　　一、小企业与就业

　　解决中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促进就业机会的增加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基本的政策手段。我国的低收入和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城乡人均收入差异高达3倍以上。在经过多年的城市化发展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仍然有近7.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8%。农村就业人员近4.9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65%。在农村就业人员中，3亿多人仍然从事农业，劳均耕地只有0.42公顷，收入非常有限（国家统计局，2005）。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低收入和贫困问题，只有依赖城市化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断提供就业机会。在城市中，缺乏就业机会也是导致贫困和低收入的最重要原因。在目前的城市低保对象中，大部分是失业人员及其家属。因此，通过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机会增加，对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现象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小企业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结果，我国工业部门中的724万家小企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2%，从业人数高达1.05亿人，占我国工业从业人数的73%（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1997）。小企业不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而且由于其劳动密集度高、经营机制灵活、进入门槛低的特点，它们在就业形势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在第三产业中，小企业的情况缺乏全面资料，但它们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同样是没有疑问的。

　　改革期间，有两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或城镇非农产业就业，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小企业吸纳的。城市就业增长的部分也主要归功于小企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单位就业减少了39%，累计减少4 400万人，其中约半数已经再就业。为这些失业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机会的，主要是非国有的小企业（国家统计局，1997，2005；游钧等，2005）。

　　我国仍然面临大量劳动力剩余的问题。目前还留在农业部门的3亿多农村劳动力中的大部分，在今后数十年中还将继续向城乡非农产业转移，主要仍将由小企业部门接纳。城市中数以千万计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新增劳动力，也仍然主要倚赖不断涌现的小企业来吸收。

　　因此，促进小企业健康发展，对于增加就业机会十分重要。但是目前小企业的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国未来在经济继续增长的同时，将面临持续、大量的劳动力过剩和就业不足，从而导致贫困人口的继续存在和社会收入持续差距过大并且上升的局面；同时也将导致经济的资本密集度和资源密集度过快上升，使发展成本过高。这对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二、小企业从统计视野中消失

　　我国历来对第三产业的统计数据都不全，其中尤其缺乏小企业的数据。在工业统计数据中，原来还有一些关于小企业的数据；但自1999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统计数据不再包括大多数小企业。原来关于“全部工业企业”的所有指标都替换成“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指标。所谓“规模以上”企业的含义，是指“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这就把绝大多数小企业排除在了统计之外。笔者将1998年（在该年份同时公布了这两个不同口径的几个基本数据）“全部工业企业”和“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指标作了一个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的差别。

　　在1998年的795万家小型工业企业中，只有14万家被统计入内。这14万家小企业或是国有企业，或是年销售收入超过了500万元的非国有小型企业。

　　按照1998年以后使用的统计口径（即“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占工业企业单位总数98%、占工业总产值43%的小企业被剔除出统计指标（按1998年数计算）。

　　被排除在外的小企业占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的比重有多大，没有公布相关数据，无法计算。不过，2003年公布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小型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为2 524万人，而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认定的小型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为6 796万人。即使假定在这8年中，小型工业企业从业人数没有任何增长，2003年的统计口径也只记录了小型工业企业从业人数的37%。

　　还应当说明，2003年的小企业划分口径与以前相比已经作了重大调整，在一些行业，大大提高了其上限。例如，在工业中，中型企业须同时满足职工人数300人及以上，销售额3 000万元及以上，资产总额4 000万元及以上这三项条件。三项中有一项达不到标准即划为小型企业（见国家经贸委、国家发展计划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2003）。这就把原来相当部分的中型企业划成了小型企业。因此，如果按原口径计算，现行统计指标对小型工业企业就业数的覆盖面，可能远远小于37%。

　　因此，近年来我国的小企业部门的发展情况究竟如何，就业人数和其他指标发生了什么变化，根据现行统计结果无从知道。

　　

本文摘自《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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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规划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如何切蛋糕将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将直接关系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目前，腐败相关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胀，成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本书是两次清算“灰色收入”的经济学家王小鲁近几年来相关文字的首次结集，通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真实收入状况的数据挖掘，对中国国民收入真实数据和差距，以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指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巨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得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结论。作者指出，这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有赖于推进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严格管理制度和受社会公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建设一个法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