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II）（18）

　　这样就使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万元，比原来统计的人均收入高了差不多一倍。推算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4万亿元，比按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收入统计计算的13.97万亿元高出9.27万亿元（文中将其称为隐性收入），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基于经济普查资料计算的住户可支配收入总额17.87万亿元高出5.37万亿元。笔者将这部分经济普查也无法查到的收入称之为灰色收入。以上结果，与根据居民储蓄和投资方面的宏观数据推算的结果非常接近。但由于可获得信息的局限，不排除以上估计仍然偏低的可能性。

　　与笔者前一个报告推算的2005年居民收入相比，2008年无论是约9.3万亿元隐性收入，还是约5.4万亿元灰色收入，都比2005年增加了差不多一倍，增长速度明显快于2005~2008年期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由于灰色收入的存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笔者粗略估计，2008年灰色收入大约占到国民总收入的15%。而这一比例在2005年约在13%左右。

　　隐性收入的存在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9倍调整到26倍。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23倍，调整到65倍。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会显著高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专家计算的0.47~0.50的水平。

　　由于隐性收入的分布高度集中，说明其主要部分不是一般的统计遗漏，而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或缺陷导致的灰色收入。这既包括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与否的收入部分，也包括不能认定其来源但实质属于非法收入的部分。大量现象说明，灰色收入主要是围绕权力产生的，是与腐败密切相关的，往往是来自凭借权力实现的聚敛财富、来自公共资金的流失、来自缺乏健全制度和管理的公共资源，或者来自对市场、对资源的垄断所产生的收益。

　　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严重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说明我国在经历了过去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已经严重滞后。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了过去由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的、缺乏效率和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利益对权力的侵蚀。

　　在社会经济活动全面转向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而不再以行政命令为驱动力的情况下，过去那种靠自上而下管理、缺乏社会公众监督的权力结构，自然也会加入追逐经济利益的潮流，使用其手中的权力谋取自身利益，原本应该为社会服务的权力就可能蜕变为某些人用来掠夺社会的工具。权力一旦与资本相结合，就将逐步取代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演变为垄断性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越来越不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越来越低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尖锐的社会冲突。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那种平等竞争、积极进取、全社会奋发向上、经济迅速发展的局面将不复存在。这种与资本结合的权力结构，最终会将社会引向发展停滞和严重的危机。

　　一个在经济上保持竞争活力和发展动力的市场经济社会，同时也必须是一个政治上公开透明、民主和谐，行政管理有序高效的社会。因此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必须推进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任何掩盖社会矛盾、无限期推迟改革的做法，只能获得表面的、暂时的稳定，却埋藏下越来越严重的内在不稳定和社会危机的种子。

　　靠行政权力本身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清理，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下也只能延缓这种腐化趋势，而不可能根本改变这一趋势。要制止这种趋势，唯一的出路是靠健全制度、靠社会公众的监督保持政权的自身健康。这就需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一套严格、合理、公开、透明的制度及管理方式，形成一个在阳光下运作的政府，也才能建设一个和谐、健康、公平、公正、持续发展的社会。

　　

本文摘自《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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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规划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如何切蛋糕将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将直接关系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目前，腐败相关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胀，成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本书是两次清算“灰色收入”的经济学家王小鲁近几年来相关文字的首次结集，通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真实收入状况的数据挖掘，对中国国民收入真实数据和差距，以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指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巨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得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结论。作者指出，这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有赖于推进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严格管理制度和受社会公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建设一个法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