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金融世界的王者：游资的历史渊源

　　炒房是从浙江开始的，山西也非常流行，游资也集中在上述地域，而中国的富裕地区却不仅仅是江浙和山西，中国的广东离香港最近，也最先有特区最先发达，而福建的一些地方也有下南洋的传统并且与台湾一衣带水，而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更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但是为什么就是江浙和山西民间金融比较发达？

　　这里是有历史渊源的，历史上浙江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就是中国的金融老大，他们动辄数百万两白银的金融运作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无与伦比的，与皇帝的税收和能够控制的银两也是可比的。钱庄和票号也是大量通过发行银票的流通，取得低成本的银票准货币，再拿这些银票货币去炒卖地产，中国古代的地主利用钱庄进行土地的炒卖和兼并，是早有历史的，这些地方是有这些历史传承的。中国的广东、福建等地也很富裕，但是这些地方就没有这样的历史传承，这些地方历史上是进行外贸和走私的，不是玩钱玩银子的，上海的开埠也是买办文化而京城是玩政治的，历史传承和历史智慧的作用是巨大的。

　　而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中，虽然西方的金融观念进入中国，但是中国的钱庄档手们也有自己的生意经，这是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生意经，这些生意经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受重视也难有文字流传的，因为在抑商的长期国策下，经营操盘取得暴利肯定是要被官府限制的，不被镇压就不错了。所以这些生意经就是师傅带徒弟的私相授受，虽然解放后中断多年，但是私相授受的环境还是有的，尤其是家族之间的传授，这样的智慧传承造就了炒房操盘的人才，同时也使得浙江和山西取得了更大的财富流入。

　　历史上的钱庄和票号，对于怎样金融套利是非常在行的，有其独到的生意经。在历史上中国的金融套利，就是钱庄利用各地的银价、利差与土地、粮价的大规模套利活动，这些钱庄和票号形成了全国性的网络，与中国的各次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也是分不开的，不断地造成地价、粮价和利率的大幅度波动，导致民不聊生威胁社会安定，中国的改朝换代来自土地兼并，而这样的兼并与中国古代特有的金融运作方式的加剧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而对这一切的金融研究一直不被历史研究所重视。

　　在历史上中国不是没有资本，之所以没有成为资本社会，在经济上是因为贵金属货币的社会没有那么多的货币来满足需要，在政治上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就如中世纪的犹太人是二等公民但却执各国金融业的牛耳。中国古代粮价与地价、银价也是剧烈变动的，一般情况一两银子买二石米，但是饥荒时一两银子买不到一斗米的情况比比皆是，而正常情况3两银子一亩地，也可以变成一两银子二亩地（黄仁宇，《十六世纪中国的财政与税收》，三联出版社），在古代钱庄和票号等金融业也是以田产来抵押放款的，也是以炒作土地、田产、房产作为主要的牟利手段之一，因为囤积粮食可能被官府征用风险很大，而囤积土地房产则一般不会，因为在古代中国土地房产的最大持有者就是社会的统治阶级。钱庄通过发行银票或者汇票来支付购买或者收押土地的款项，高价出售土地和低价占有抵押土地，地价低的时候囤积收购土地，典当以其取得的典当土地从钱庄处取得银票放款，钱庄与当铺还形成了类似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钱庄开出银票相当于发钞而当铺在钱庄取得银票相当于贴现。资本以银票而不是实银取得了金融衍生的利益，同时政府是难以征用的，因为钱庄、当铺所实际占有、控制的大量土地房产，名义上都是有其他主人的，是有当票在外面的，他人有权赎当的。现在游资的各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金融炒作生意经的发展。

　　中国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的富裕阶层，所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不高，因此就有了什么不读书就赚大钱等等的说法，但是要注意到的是这些致富的人员中原来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弟特别多，比例很大，更多的也是家里祖辈曾经有过经商经理人的经历，这些人都是有传承的，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不高很多是因为当年的出身问题和社会动荡被剥夺或者错失了教育的机会，他们从家里所得到的家传的生意经的水平比一般人在大学里面学到的营销案例不仅仅实用更关键的是有不为外人所知的独特性，因此历史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看游资的各种金融行为，就知道是有高度的智慧包含其中，不能因为自己多上了学读了书喝了洋墨水就看不起中国乡间的隐士高人，中国的历史传承下是山外有山的。

　　中国古代由于白银等贵金属货币的有限性，在粮食收获季节由粮食交易所产生的货币流通需求会造成货币紧缺，在青黄不接的时期粮食紧缺时就会产生粮价与地价比值的暴涨，从而产生了以年为周期的粮价、地价和银价的波动，而中国的俸禄是以粮价和货币甚至包括布匹等等共同计算的，社会实际实行的是一个多重货币体制，这样的货币兑换过程中钱?是非常容易套利的。因此北宋的王安石搞青苗法，就是看到了这样的套利对于老百姓的鱼肉对于社会安定的威胁。青苗法利率二分，也就是20%利率，时间是青苗到成熟的半年的时间，这样的利率已经大大的低于当年的高利贷的利率，政府以府库的金融实力进行金融操控，挤压了高利贷的空间，就是这样的好事也因为与金融利益集团不合作而失败，所以即使是在商人金融家为社会末流的皇权时代，其左右社会政治的能力也是极强的，更何况是在金融为王的资本市场时代呢！

　　由于中国领先世界千年，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中是存在巨大的历史智慧的，需要让这样的历史智慧传承为国家和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不是淤积在地下经济的灰色地带，应当认识到中国对于投机、投资的水平和历史是丝毫不弱于西方的金融大鳄的，他们不是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书本知识，而是来自历史的经验积累，有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生意经，从陶朱公到沈万三再到伍秉鉴、胡雪岩等等代表人物风起云涌，只不过他们的智慧不被中国历代皇权所重视，不但不重视而且是刻意加以限制，其思想也不能成为文字留传。现在中国需要的是发掘中国的历史智慧，给他们合法的舞台而不是地下舞台，合法以后不仅仅可以发扬光大中国的历史智慧，也可以把这样的地下暗流和不稳定因素纳入监管和征税的范畴，促进社会和谐和安定团结。

本文摘自《房势》

　　房地产的发展就是城市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就是要首先让核心城市发达到与世界接轨的高度，进而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并以此与世界进行博弈。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土地价值的增值，带动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不要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火车的运行肯定是要被火车头拉动和控制的，土地财政具有其内在合理性。中国的楼市不是一个泡沫市，而真正在幕后操盘的是游资。看待房地产要与全球资本市场大势结合起来，大危机背景下，世界进入通胀将不可避免。中国必须思考自己的道路，缩减需求、使资源供需形成新均衡点，是中国博弈世界、避免危机中遭受重大损失的关键，而做好房地产一盘棋，则是其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