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的李先生＂（3）
在香港工程分包过程中，李启元打入三菱重工，他们有一个体积非常大的安装在地板上的造纸机，底板是很厚的铸件，因为太脏、太累，日本人已经不太做这种铸造，李启元说："我做，我不怕脏、不怕累。"于是李启元接了这个订单，但中集不是做铸造的，工厂没有高炉设备，他们只做机械加工，李启元拿回来再分包给国内的铸件厂。李启元的任务是把图纸、合同接回来，厂里有另外的人接班去找外面的零部件承包商。后来公司的生产任务越来越多，工厂太小，已经做不完了，分包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铸件就更应该分包了。
铸件做好刚运到日本去，客户就打电话给李启元："你来，你来，你到日本来看看。"李启元知道出事了，急忙赶往日本。铸件的铸造平面本来应该是很平的，但跟中集做配套的那个铸造厂没有做平，坑坑洼洼的，然后用水泥填上，再刷上油漆，外面看不出来，但是铸件运到日本要经过船运、吊装的震动，结果水泥剥落了，原形毕露。而且铸件的质量成分不好，里面是疏松的。他们在铸件上钻很大的螺孔，看起来里面像蜂窝一样，根本就不符合质量要求，如果不钻开是看不到的。李启元无话可说："我赔，我全赔。"但他是含着眼泪赔给他们的。他好辛苦拿了这个订单，做完了运到日本，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他强烈地反省："不仅是我们自己做的质量要控制得很好，而且承包给人家的配套产品，为什么不监造呢？人家国外给我们做的，派人来监造，我们承包给别人的时候，国内的兄弟厂做，我们也要对质量负责，去监造，不能够他拿来了就运走，那么简单啊？那么简单就真的太容易了吧，说明我们功夫不到家，我也不要去怪别人的厂，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做好，你怪他也没有用，他做都做完了，我们主要是要吸取教训。"就这样，当时他没有向谁问责，没有去追究个人的问题，而觉得是公司系统不好，是制度不健全，如果没有一个制度保障的话，不管谁都可能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李启元说："我们的质控不到位，你找哪一个人没有用啊，交出去的产品我们要负责，对于外面的配套质量我们自己也要负责任。"他说："我们没有交代好，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我们的控制系统不够周密，我们是经历很多教训，不是血的教训，起码是汗的教训，我们为这个事情流了很多汗。"
当时中国的制造业起点非常低，国外的同行在跟中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除了担心质量以外根本不担心中国企业会跟它们争市场。当时在香港跟三菱订购一些登机桥的过道，李启元和麦伯良到日本三菱的办公室，跟他们谈合作，李启元拍着胸脯说中集一定能够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好："与其你们从日本做好后运到香港，不如就在蛇口做。"这样中集有机会做三菱登机桥的来图加工项目，在此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有登机桥这个东西。通过对图纸的理解和整个加工过程的演练，中集吸收了三菱重工部分的登机桥技术。李启元说："这个来图加工的过程不仅仅是当期做一点活赚一点钱，相当于免费的技术引进，更大的意义是中集了解到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产业，并在后来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登机桥制造企业。"
在给三菱重工做造纸机零件的时候，出现了质量问题，李启元当时就决定全部报废并负责赔偿一切损失。这个过程其实形成了两个影响力，对外，中集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企业；对内，员工建立了产品品质第一的观念。后来中集的质量意识慢慢提高，这个提高是实实在在碰到问题后得到教训，是接受教育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事实，空谈质量第一，员工没有亲历，对质量的感受是不会太深的。此后，每个人每一天每一样的工作都做得很细，每一步都要符合国外标准。59个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很艰苦，但是他们也做了很多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在经历了国际市场的历练后，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满足一碗饭。后来这59个人大多成为中集的骨干，被誉为"中集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包括唐国才、刘学斌、胡浩棋、蒋启文、肖卜等都是59人当中的一员。渡过这个困难时期，队伍锻炼出来了，基础打出来了。李启元称当时是"星星之火"，这星星之火是中集意志之火、质量之火，也是国际市场之火。
这样李启元在外面接活儿，麦伯良在家里组织生产，直到客户签字验收公司才交货。经过三个月独立的运作，工厂被他们弄得红红火火，濒临倒闭的中集得以起死回生。而这一段时间李启元也成为香港工程界的知名人士，被大家称为"蛇口李先生"，招商局封他为"接单明星"。当时《深圳特区报》还以《出去一个人，救活一个厂，带动一大片》为题做了专门报道，这个人就是李启元。
中集于1980年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蛇口，公司30年的发展见证了中国市场经济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和航运业务的成长过程。作为世界集装箱行业的领袖企业，公司在收购兼并、资源整合、制造体系建设和集团化管理上积累的经验开始在其他产品上“复制”，并将登机桥和专用车辆也做到了世界第一。《中集(可以复制的世界冠军)》通过回忆公司发展过程，追寻中集在30年成长过程中所代表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化特征，并试图通过中集过去30年成长的历程为6万多中集人留下一段系统的文字记忆。同时为和中集一样正在探寻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企业提供一点思想交流。
铸件做好刚运到日本去，客户就打电话给李启元："你来，你来，你到日本来看看。"李启元知道出事了，急忙赶往日本。铸件的铸造平面本来应该是很平的，但跟中集做配套的那个铸造厂没有做平，坑坑洼洼的，然后用水泥填上，再刷上油漆，外面看不出来，但是铸件运到日本要经过船运、吊装的震动，结果水泥剥落了，原形毕露。而且铸件的质量成分不好，里面是疏松的。他们在铸件上钻很大的螺孔，看起来里面像蜂窝一样，根本就不符合质量要求，如果不钻开是看不到的。李启元无话可说："我赔，我全赔。"但他是含着眼泪赔给他们的。他好辛苦拿了这个订单，做完了运到日本，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他强烈地反省："不仅是我们自己做的质量要控制得很好，而且承包给人家的配套产品，为什么不监造呢？人家国外给我们做的，派人来监造，我们承包给别人的时候，国内的兄弟厂做，我们也要对质量负责，去监造，不能够他拿来了就运走，那么简单啊？那么简单就真的太容易了吧，说明我们功夫不到家，我也不要去怪别人的厂，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做好，你怪他也没有用，他做都做完了，我们主要是要吸取教训。"就这样，当时他没有向谁问责，没有去追究个人的问题，而觉得是公司系统不好，是制度不健全，如果没有一个制度保障的话，不管谁都可能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李启元说："我们的质控不到位，你找哪一个人没有用啊，交出去的产品我们要负责，对于外面的配套质量我们自己也要负责任。"他说："我们没有交代好，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我们的控制系统不够周密，我们是经历很多教训，不是血的教训，起码是汗的教训，我们为这个事情流了很多汗。"
当时中国的制造业起点非常低，国外的同行在跟中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除了担心质量以外根本不担心中国企业会跟它们争市场。当时在香港跟三菱订购一些登机桥的过道，李启元和麦伯良到日本三菱的办公室，跟他们谈合作，李启元拍着胸脯说中集一定能够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好："与其你们从日本做好后运到香港，不如就在蛇口做。"这样中集有机会做三菱登机桥的来图加工项目，在此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有登机桥这个东西。通过对图纸的理解和整个加工过程的演练，中集吸收了三菱重工部分的登机桥技术。李启元说："这个来图加工的过程不仅仅是当期做一点活赚一点钱，相当于免费的技术引进，更大的意义是中集了解到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产业，并在后来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登机桥制造企业。"
在给三菱重工做造纸机零件的时候，出现了质量问题，李启元当时就决定全部报废并负责赔偿一切损失。这个过程其实形成了两个影响力，对外，中集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企业；对内，员工建立了产品品质第一的观念。后来中集的质量意识慢慢提高，这个提高是实实在在碰到问题后得到教训，是接受教育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事实，空谈质量第一，员工没有亲历，对质量的感受是不会太深的。此后，每个人每一天每一样的工作都做得很细，每一步都要符合国外标准。59个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很艰苦，但是他们也做了很多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在经历了国际市场的历练后，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满足一碗饭。后来这59个人大多成为中集的骨干，被誉为"中集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包括唐国才、刘学斌、胡浩棋、蒋启文、肖卜等都是59人当中的一员。渡过这个困难时期，队伍锻炼出来了，基础打出来了。李启元称当时是"星星之火"，这星星之火是中集意志之火、质量之火，也是国际市场之火。
这样李启元在外面接活儿，麦伯良在家里组织生产，直到客户签字验收公司才交货。经过三个月独立的运作，工厂被他们弄得红红火火，濒临倒闭的中集得以起死回生。而这一段时间李启元也成为香港工程界的知名人士，被大家称为"蛇口李先生"，招商局封他为"接单明星"。当时《深圳特区报》还以《出去一个人，救活一个厂，带动一大片》为题做了专门报道，这个人就是李启元。
本文摘自《中集》
中集于1980年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蛇口，公司30年的发展见证了中国市场经济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和航运业务的成长过程。作为世界集装箱行业的领袖企业，公司在收购兼并、资源整合、制造体系建设和集团化管理上积累的经验开始在其他产品上“复制”，并将登机桥和专用车辆也做到了世界第一。《中集(可以复制的世界冠军)》通过回忆公司发展过程，追寻中集在30年成长过程中所代表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化特征，并试图通过中集过去30年成长的历程为6万多中集人留下一段系统的文字记忆。同时为和中集一样正在探寻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企业提供一点思想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