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一天

　　工程师有自己的纪律和日常生活—我也不例外。

　　我早晨到公司的时间更早了，比之前早多了。

　　不到6点我就偷偷溜出家门，启动座驾，不开车灯，把车开出车道。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卧室对着马路，卧室里的百叶窗坏了，克丽丝滕又喜欢睡懒觉。把车开上85号公路之后，我启动暖风空调，打开收音机，放下车窗。还没到达漆黑的Google总部之前，我就已经完全清醒了。我把车停在靠门的位置，打开车灯，看看头几级台阶上有没有附近的那个讨厌鬼在露营。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可是把我吓得不轻。随后我会打开办公室的灯，启动复印机，然后去衣帽间。

　　Google的大楼与位于旧金山湾边缘的湿地保护区相邻。缓跑径旁边开满了白的、黄的、紫的和粉色的野花，在南北方向上延伸了几英里，从莫菲特场的飞机库经过码头蔓延到小山丘一直到帕洛阿尔托机场。鹰翔长空，鹭涉池水。浣熊、兔子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尽收眼底，退休人员在泥土小路上行走，身旁飞舞着成群的小昆虫，弥漫着退潮的芳香。我在前几级台阶上伸个懒腰，打开随身听，缓缓地走过沥青道路，向海湾走去。

　　早上8点前，我可以跑几英里，洗个桑拿，冲个凉，看看报纸，吃碗麦片粥，然后开始清理一夜间就覆在信箱上的藤壶。直到这时候，整个大楼里仍是空无一人。关上桌上方的日光灯，用光线更柔和一些的台灯照明，直到太阳升起，阳光能够透过窗子照进来。然后我塞上耳机，听着马友友、奥蒂斯-斯潘以及奥祖马特里的演奏曲，在禅意十足的专注状态下猛击键盘。

　　这样的状态让人感觉生活真美好。

　　美好的时光通常在10点之前就过去了。邮件一开始就像涓涓细流，然后逐渐增加，最终像洪水般汹涌而来，日常会议也一个接一个。我游走于关于新搜索特征的谈话到更新产品发展蓝图的讨论之间。Google的钟表走的是典型的技术公司的时间，上午10点之前通常不会开始工作，次日破晓即将来临时，工程师们熬得眼睛发红才会停止工作。晚上七八点的时候，我开车回家，把孩子们塞进被窝，然后远程登录，继续撰写文档，像消防员一样把不在线的这几个小时中出现的火情一一扑灭。

　　工作生活两不误的任何幻想全都从我身上消失了，就像海啸到来之前沙滩上退潮的沙子一样。克丽丝滕不是很高兴，但是她知道，在我的系统中，必须有个“创业过程”。她负责喂养孩子，帮他们穿衣服，辅导家庭作业，教育他们远离毒品。

　　为了保障和孩子们的沟通交流，周五我会花一个小时到他们班里当志愿者。凡是Google的员工，在这一点上都不成问题，因为理论上我对自己的日程安排有近乎完全的自主权。

　　辛迪提醒我说：“只要你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就行。”由于工作永无止境，也不能明确区分到底是哪一天的工作，所以永远“完成”不了。“连线节”之后，我的大多数周六休息时间都能得到保证，尽管这只是意味着我直到周日下午一直没有任何计划内的工作要做。但在周日下午，要为下周一的紧张工作养足精神。周六或周日早晨，很少会突然收到紧急邮件或接到紧急电话把我召回到繁忙的工作状态，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去忙上个把小时。

　　当我必须在周末去公司加班的时候，我会问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们，“你们想不想到爸爸的办公室去啊？”他们总是回答说想。办公室可比我们寒酸、没糖吃的家好多了，而且办公室里有电子游戏、弹球，还有空中曲棍球。我把他们安排在会议室里玩游戏机，然后仔细在白板上用大大的黑体数字写下我的电话分机。他们用纸杯装上麦芽球、M&M’s巧克力豆以及Twizzler扭扭糖，然后坐在游戏屏幕前面喝果汁汽水，看起来挺开心的。但是，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我本应该带他们到户外，和他们一起打球或者用胶合板和木头建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别的不说，我感觉自己完全歪曲了“上班”在他们心中的印象。

　　我并不是想用我的勤奋在老板那里留下多好的印象，我只是想跟上公司的步伐。许多20多岁、冲劲儿十足的同事已经从海湾区外搬进来了。他们在当地没有朋友，没有别的人际关系，没有亲戚来打搅，他们只有Google。

　　为了让员工臣服于田园般“真正生活”的诱惑，Google把我们包在一个含有基本服务的茧中—就地理发、就地洗车、就地医疗、免费按摩、免费小吃、免费午餐、免费晚餐、游戏小组、电影之夜、红酒和啤酒俱乐部、全球闻名的演说家作的技术会谈和演讲。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聪明的伙伴。如果不是因为山景城把我们大楼规划为“非居住区”，许多Google人肯定会放弃自己的居所，在这里建立一个“公司生物圈”。

　　乔治和设备组的同事把休息室装修了一番—两张鲜红的沙发周围有毛茸茸的圆边，沙发两头各有一个冲浪板形状的玻璃咖啡桌，房间里还摆放着几株大的蕨类植物、一面镜子和几个熔岩灯。他们还在电梯门上贴了原色金属块，为果汁饮料安了冷却器，在楼梯上挂了用霓虹灯制成的Google徽标，看起来像参加通宵聚会的欢迎标志。有的人玩游戏、与前台聊天，有的躺在沙发上阅读报纸或在球上弹跳。这是我们的公共起居室，是我们通向外界的风闸。

　　这个地方也不是始终都能得到尊重。一个工程师想试试自己能否把一个3英尺的橡皮球从休息室一路踢到二层，结果最后把闪烁着Google标志的霓虹灯打坏了。“他们为什么不写个标语，警告‘不要在附近踢球’？”那个工程师之后抱怨不已。

　　谢尔盖认为有必要安装一架钢琴，为休息室增添一点儿档次。他指示乔治买个没有人拨动琴键就可以自动播放音乐的数字钢琴。

　　一天夜里2点钟，我听到琴声突然大起。我从办公室跑到楼下，打算把它关上，这时我看到萨拉尔坐在琴键旁边，半开着灯，他突然打断肖邦诙谐曲，在小小的房间里疯狂地弹奏。我站在一旁，看着他完美无瑕地弹奏出音符，声音撞击在墙上、窗子上、家具上，仿佛要挣脱束缚，飞过门外月光下的湿地。我对这首曲子很熟悉。接着我意识到熟悉的不是旋律，而是拍子—疯狂快速的拍子，带着一种不屈不挠、不断向前的势头—我太熟悉了。这好像Google在黑夜中追逐机会。

本文摘自《Google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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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的企业宗旨“不作恶”是如何来的？为什么拉里和谢尔盖有能力吸引硅谷中首屈一指的风险投资公司支持他们？浏览器工具栏竞争中，微软和Google掀起了秘密决战，最后胜败如何？当微软公司宣称“我们要么买下你们，要么就灭掉你们！”时，Google又是如何逃过一劫？
　　这是一部最详细、最全面、最真实地记录一家伟大的互联网公司发展历程的书。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到拉里R26;佩奇是个很强势的家伙，他火热的激情要帮助全世界不再浪费时间。拉里喜欢削减一切不必要的开销，不过在成本控制方面，不折不扣地把节俭才智发挥到极致的还是谢尔盖。在意大利米兰，他为了节省50美元，而不愿意选择乘坐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