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天”因素决定着你的命运

　　“后天”发生的一些外在因素，虽然不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不由我们自己决定，但却决定着你的命运。这当中首要的就是种种社会因素。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刚通过了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接下去要参加升中学的考试，面临的选择是报考哪所中学。我当时最大的希望就是去“住校”，离开家庭去过独立的生活，那似乎很新鲜、很带劲，因此选定了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据说这三个学校都可以住校）作为我的三个志愿。但还没考试，没有填志愿表，“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仅不再有什么报考哪个学校的“选择”，而且干脆不再有什么升学考试，一年半后才“就近分配”，进了中学，又一年半后就“初中毕业”了。其实当时没上过什么文化课，数学学到正负数，英语学了一句，字母念到第８个（Ｈ）。然后就是上山下乡。我在小的时候，曾有过去农村的愿望，因为在电影里看到的农村，总是小河流水、绿树青山，静静的农舍、缕缕的炊烟，可以上山采果，可以下河摸鱼。但真正到了要上山下乡的时候，人已经大到懂得农村生活艰苦的程度（中学里两次下乡劳动已有了实际的体验），已不再谈得上什么愿望和选择。当时唯一的“选择范围”是去东北还是去内蒙古，我们那一批“６９届毕业生”，没有去农村插队，没有留城进工厂，而是“连锅端”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只能在去什么地方的问题上还有一些选择余地，但也不大，因为按比例，北京１３万毕业生，１１万要去东北，只有２万去内蒙古。

　　父母家庭当然更是不能选择的，而他们总是决定一个人生活道路的第一个外在因素。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大学毕业的建筑师，这决定了我从小就能获得较好的家庭教育，有一个较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经济状况一直也还不错，这些好处使我从小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基础。但这一切又由中国过去的那种社会状况所决定，会成为一个人的“家庭包袱”。父亲在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三个叔伯中有两个也是“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还被定为有“特务嫌疑”，这就决定了我后来不能参军，不能上工农兵大学，事事都要排在别人后头。在中学里的时候，就有了一顶“可教育好子女”的帽子，与“红五类”们相区别，以后到了兵团，“家庭问题”更是与我形影不离。由于喜欢写点东西，领导几次想让我做文书、秘书、报道员之类的工作，但几次“政审”，外调材料一来就都告吹了，结果只是使“档案袋”越来越厚，工作却从来没有调成。1975年年初传达毛主席指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我有幸被派到师部参加一个理论学习班，主要是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等几篇马列著作，师部宣传科的两位干事给我们辅导。现在已记不清是为了什么，在哪个问题上，总之是一个相当抽象的理论概念问题，我不同意辅导员对原著的理解，并在小组讨论时讲了自己的看法。我发言的第二天，这件事被上升为一个“政治事件”。团里带队的一位团部首长以前在我们连蹲过点，知道我的情况，“政治警惕性”非常高地在学习班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这是“右派子弟”借机干扰学马列，矛头指向上级领导，于是先是取消了我原定由小组推荐在第二天大会上发言的权力，第二天又命令我提前回团，停止参加学习班。没有人找我谈话，更没有人找我讲在理论问题上犯了什么错误，只是人人都开始议论我是“右派子弟”。

本文摘自《经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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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作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最浅显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对许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读，比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钱与权力，怎样看待能力与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竞争与创新，在诸事不可兼得的“边际条件”下，人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作者以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解释了我们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的规律；从“收益与成本”理论出发，论证了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怀有对“成就”的偏好，不能过于“闲在”。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会领悟到，我们在人生中可能面临的种种选择，都可以得到经济学的分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