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机会的不平等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出身政治歧视主义”的统治告一段落。（我不敢说这种“主义”已经终结或不会再旧病复发，即使我们这里仅指“明文规定”或制度化了的“出身政治歧视主义”。）今天的青年人，一般说来，再也不会因上一辈人的政治恩怨而被划入“另册”了，这无论如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是我们中国人的“文明程度”的一大提高。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熟悉的一个词是“机会均等”。这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涵义的概念。就人与人之间来说，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可以是不均等的，有的是由一些先天的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一个人的生理构造、遗传基因与别人不同，智商特高或者特低，身体特好或者特差，左脑或右脑特别发达等；而更多的差别，则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在诸多的后天因素中，有些是自然的或物质的原因，比如最近有一些研究成果显示，沿江沿海地区的人之所以较内地的人更聪明些是因为他们从小更多地吃鱼，而鱼肉里有一种什么东西特别有利于脑体的发达。（看了那则报道之后我加紧吃鱼，不知还能否补上。）但更多的差别，是由后天的一些社会因素造成的。即使像体质好坏这样的物质差别，一般说来一个人的身体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时候的营养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的“一个孩子好”的人口政策，也有利于社会平等，因为这会缩小每个人幼时营养水平的差别）以及后来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教育、就业、经济、收入、竞争条件、社会地位等方面，就更取决于一个人所具有的家庭背景、文化程度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与搬运工之间的差别，从先天条件上看是很小的，很大程度上是后天造成的。个人兴趣与个人努力当然是造成哲学家与搬运工差别的一个重要的后天因素，但即使是个人兴趣这样的因素，更多也是上面所说的种种社会因素造成的。比如，激励哲学家努力读书去当一个哲学家的那个兴趣或志向本身，就可能是与从小特殊的家庭背景、邻里环境和所受教育等分不开的。美国黑人犯罪率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从小生长在一种贫困、受人歧视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目的，就是要不断地缩小和减少所有这些方面的差异。“机会均等”就是要给一个人在人生起点上，创造出平等竞争的条件，从幼儿营养开始，直到所受教育和参加就业的机会。许多国家采取对育儿母亲的优惠政策，目的不在于父母，而在于儿童，是为了缩小儿童之间在成长条件方面的差异。

　　我们生活的社会，仍然存在着许多方面的机会不均等，不均等的程度应该说还相当大，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缩小，而不能再人为地加以扩大。像“家庭出身”这样的因素，在政治上，现在已不再是造成机会不均等的原因，但这不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不会造成机会不均等，还需要有更多的社会政策逐步加以克服。比如目前仍存在的“户籍制度”，造成并维持“城里人”和“乡下人”，“大城市人”和“小地方人”之间的差别，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为因素，显然也应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消除。我不知道在我的这一生能否看到普遍的城乡平等（不一定是收入平等，但是机会平等）的实现，但我相信我们早晚应该有这一天。在国外曾看到电视上的一则报道，在荒漠上的一个被废弃的小镇上孤零零地住着一个汉子，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记者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前几年曾去拉斯韦加斯生活过几年，后来嫌那里太乱，又回到了这片家园。我们的经济什么时候也能发展到这样的水平，不再需要对城乡之间人口的转移作任何人为的限制，而只凭人们根据自己对生活的偏好进行自由选择？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人与人之间机会的不平等，我想应该说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因为我们走入社会之初，就一下子到了社会的“最底层”。那种在最底层的感受，第一，并不是一般的“下乡体验生活”的人所能获得的，甚至不是那些下乡时就已事先知道两三年后可以招工回城，比我们晚几届的知青所能体验得到的。我们当时在农村的确得不到比当地人更多的机会，确实有一种看不到其他出路、“选择范围狭小”的感受。政府有一些针对知青的特殊政策，但在我们的理解中，这些政策也只是在我们“落户”之初提供一些方便。第二，这种感受也是原来就在“底层”的当地人所体验不到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没有构成反差。他们的生活很苦，但却是历来这么苦，苦到了事实上不再有别的什么更高的奢望。上山下乡，无论如何应该说是一个难得的人生经历，它最能造就出一个人的平等观：在一夜之间，你会发现你作为“城里人”的一切优越之处，都已荡然无存，变得毫无意义。在你面前的机会，事实上比当地人还少，你在事实上已不如当地任何一位你过去可能看不起的“乡下人”。只有这时，你才会发现，一切作为生物的人事实上是平等的，你的那些所谓的优越之处，其实都是社会后天造就的，因为这时你已不再比任何过去认为“鄙贱”的人有任何的高贵之处。

本文摘自《经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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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作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最浅显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对许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读，比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钱与权力，怎样看待能力与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竞争与创新，在诸事不可兼得的“边际条件”下，人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作者以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解释了我们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的规律；从“收益与成本”理论出发，论证了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怀有对“成就”的偏好，不能过于“闲在”。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会领悟到，我们在人生中可能面临的种种选择，都可以得到经济学的分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