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蒂格勒的智慧

　　1982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同年，乔治·斯蒂格勒获得志趣相投的经济学家在公众面前替政府辩解一下。毫无疑问，为了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斯蒂格勒很快地提出当时的经济低迷是经济萧条的表现。因此，他在其自传《不受管制的经济学家回忆录》（Memoirs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中写道，他“被人从歌舞表演时代的舞台上驱逐出来，而那个时代只适合存在于影视城里”。

　　 人们可能会称赞斯蒂格勒的诚实，但是当时他们难以接受“1982年的经济状况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观点，因为1982年失业率最高才达到11%，而大萧条时代的失业率为25%。然而，1982年的经济衰退确实相当严重，在这一点上，斯蒂格勒的看法是对的。

　　 1982年斯蒂格勒举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新闻发布会，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斯蒂格勒和其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一样，是通过科研和发表文章两个途径来影响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而不是通过为政府出谋划策或直接与公众进行交流来施加影响的——尼克松总统曾经邀请斯蒂格勒担任外贸顾问，但被他委婉地拒绝了。斯蒂格勒非常信奉凯恩斯关于经济学家具有微妙影响的名言（摘自凯恩斯的《通论》）：“经济学家的思想……无论正确与否，其实际产生的影响都远远超出想象……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并不受知识界的影响，其实通常他们会受一些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支配。野心勃勃的当权者听取着同时代的人提出各种意见，却在某些已故的拙劣学者的思想指导下制定政策。”总的来说，斯蒂格勒不在政府任职，却能使他的学术文章影响政府决策，同时影响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各种观点。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我敢肯定，斯蒂格勒对于政策和政治家的影响必然超出绝大多数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在政府工作了很长时间。

　　 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都是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斯蒂格勒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为什么弗里德曼来芝加哥是他的功劳：“1946年春天，我接到了芝加哥大学的聘请信，聘请我到他们学校担任教授……于是我来到芝加哥大学，见到了校长……他告诉我因为我的研究实证性太强，所以不能聘我做教授……因此，教授职位被让给了弗里德曼，而科尔韦尔校长和我则创办了新芝加哥学派。”直到1958年斯蒂格勒才回到芝加哥（担任职位更高的华尔格林经济学教授），很早以前他在那里研读理论家兼社会哲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的研究生课程。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信条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都能够运行良好，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是有限的。第二个信条不但适用于狭义的经济领域，而且对于各类广泛的社会问题、对真实发生的现象都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这与加里·贝克尔强调的一样（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进行详细论述）。

　　 斯蒂格勒对芝加哥学派的最突出贡献是他对政府管制效应的实证研究，例如对电力使用和财政部门的研究。尽管斯蒂格勒早期着重于强调垄断带来的危害以及理论上反垄断的好处——在这些方面他的观点或多或少与亚当·斯密的思想比较相近，但后来他开始相信公司规模大并不一定是坏事，政府管制和反垄断法的实施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他认为，政府经常会阻碍市场竞争，加剧无效率的发生，并被政治势力较强的行业所牵制。

　　 政府管制的不良后果增加了斯蒂格勒的疑虑，他不断地思考既然这样，政府为什么还要干预经济。他提出，我们应该通过认真研究成功企业和失败企业所带来的相关政治影响来预测政府将来会做什么，而不是预测政府应该做什么。因此，如果受关税保护的部门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游说团去说服政府，那么关税就会提高。这个道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政府机构会保护本来打算进行管制的部门，维护它们的垄断利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相互影响正说明了这种分析的特点，而且这种分析已经对政治学家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20世纪60年代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领域做出的贡献，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阐述了市场中的价格扩散取决于寻找成本的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框架解释广告、零售商及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市场的作用。他认为通过观察竞争者的价格来维持垄断价格是很难做到的，他还证明了政府实行公开采购意味着政府将会支付高昂的价格。信息研究在产业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开辟了许多当前重要的研究领域。

　　 斯蒂格勒的第一个研究领域是经济思想史，而且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他不仅仅局限于描述经济学理论的变化，更注重分析经济学家的思想如何影响着未来经济学家和评论家的工作。他还运用引证相关的数据，例如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来客观地衡量这些研究成果对以后学术研究的影响。

　　 在之前描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文?中，我曾提到1974年弗里德曼的一番话打消了我出席“朝圣山学社”会议的念头，后来正是斯蒂格勒再次说服我参加这个组织。为了帮助我加入这个组织，1990年他向该组织的委员会提出，我已经参加过他们举办的两次会议，因为这是成为会员的必备条件。在斯蒂格勒的帮助下，该组织委员会吸收我作为他们的成员。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名既不是该组织的创始人、以前也没有参加过他们举办的会议而被吸收为会员的人（希望我的坦白不会导致被“朝圣山学社”开除）。

　　 斯蒂格勒一生成就卓越，直到80岁他的研究仍然硕果累累，这可能与他的兴趣极为广泛有关。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即使被他批评的人也这样认为，他优美的文风也使广大的读者获益匪浅。因此，用一个有关他的智慧小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当时斯蒂格勒正在积极筹备1992年8月在温哥华召开的“朝圣山学社”大会。早先他就一直打算让我当选为会员，因此他邀请我在温哥华的会议上发言，但他告诉我这个组织只为与会者提供最便宜的交通方式。我知道斯蒂格勒从来不坐二等舱，于是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并说我会按照他的建议坐头等舱去温哥华。我的这点幽默比起斯蒂格勒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回答道：“你可以多花一些时间搭过路车去温哥华。”

　　 1991年12月，在温哥华会议举行的前期，斯蒂格勒逝世了。我怀念他的经济学思想，同样，我也怀念他的智慧。

本文摘自《不再神圣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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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J·巴罗，他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只限于应用在宏观经济问题和相关政策方面上，于是他将经济学从圣坛上拉下，依据经典经济学理论剖析了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及行为；许多经济学神话在作者犀利而深刻的分析之下，被渐次剥去了神圣的外衣。书中既对社会、政治等问题进行了举轻若重的分析，也运用市场经济理念对宏观经济趋势及相关经济政策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阐述。正如评论者所言：罗伯特·巴罗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