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新园”事件看父子差异(3)

    很显然，徐永安东渡日本归来之后，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做企业。仅凭20万元流动资金、9间平房、90天建成化工厂，从此一步一步，从一个小小化工厂厂长做到集团副总裁、总裁、董事长，徐永安始终以现代企业经营者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要做界定，徐永安也许可以界定为职业企业家。

    而在做企业之外，徐文荣显然有太多的感情色彩——民族感情、农村情结、传统文化等等。所以，当横店企业有了一定的积累，徐文荣就大把掏钱投入横店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横店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徐文荣就果断拍板办起横店大学、建起横店医院等；当横店企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徐文荣就坚决发起横店“城市化建设”的号令，一边办厂、一边造城。正是徐文荣有意识地“造城运动”，推动了横店各行各业的发展。使横店镇由原来40个村，两万多人，扩大到108个村、6.5万人；使横店这个当年的穷乡僻壤成为一个秀丽富庶的江南小镇；更促使当地90%的劳动力转入了非农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文荣不仅仅是横店企业的创始人，更是横店社区建设的推动者。换句话说，徐文荣是一个社会企业家。

    事实也如此，作为横店集团的创始人，徐文荣会在利润的目标追求之外，设立“横店文荣慈善基金会”、横店“三农”促进会、“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等诸多非营利性的组织，并在这些组织中“勇挑重担”就可见其社会企业家的角色感。

    而徐永安在“2007《南方周末》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创富榜中”位列全国第4位的新闻，多少让人感到些年轻少帅的职业性。

    在这份创富榜中，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徐永安以“最佳企业责任20强”第2位、“最佳企业贡献20强”第8位、“最佳经营实力20强”第14位的排序，在综合系列排序中列全国第4位。

    “《南方周末》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创富榜”是针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个人财富、社会责任、企业及个人形象进行综合评估和排名的一项评选，具体指标为：个人财富10%、经营状况20%、社会责任40%、企业贡献20%、公众形象10%。

    在这份榜单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占了40%的比重，公众形象占了10%的比重。毫无疑问，徐永安的入选，与其父亲一直以来坚持的企业办社会，积极反哺农村反哺社会是密不可分的。

    他的当选不仅仅在于其个人的魅力，更在于横店集团在发展自身经济、打造国际化横店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注重企业与社区共同发展。在于公司32年如一日，积极投入社会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不仅吸纳了4万多名员工，还以逐年递增的公益投入，完善了横店的基础设施建设，把横店这个昔日贫瘠的山村，建设成了美丽的现代新城镇，并以“中国磁都”和“中国好莱坞”饮誉海内外，以创新经验成了中国深化改革的22个实验或示范区点。

    人们很难分辨：职业企业家与社会企业家究竟孰优孰劣，可以肯定的是：这两者都是当前社会的稀缺资源。

    这样说，并非认为他们父子俩就是标准的或者说是完美的职业企业家与社会企业家了。

    作为一名真正的职业企业家，徐永安也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内容。在横店从1.5时代向2.0时代过渡的时期，如何打造一支真正过硬的企业家团队，以承接和再创横店集团的辉煌？如何使得横店集团不是依靠领导人的人格魅力而是依靠企业文化凝聚人？

    而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该如何拿捏企业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与火候？

    把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并巧妙地利用政府引导的机遇与政策是企业家的一种智慧。

    有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宋城集团的黄巧灵。他在积极促成杭州市政府承办世界休博会的同时，赢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得其投资建设的休博园获得了极大的政策支持，因而获得了政府、企业的双赢。

    如果拿这个案例去看徐文荣的“圆明新园”计划，不难得出结论：如果这个项目能够变成政府或者社会的意志，那么这个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小——事实上，让圆明园的艺术华章再现于世，将符合许多中国人的心愿。当然，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2008年的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一个企业的发展，其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已不单单是其所在的乡镇、县市的政府关系；一个企业，当它成为一个公众公司的时候，也不仅仅是员工的企业，还是全体股东的企业，社会的企业……

本文摘自《浙商30年1.5代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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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浙商，已经完成了第一代的奠基工程，而进入第二代的逐鹿中原、彰显风流时期吗？　　所谓的二代浙商，经过父辈七八年或更长时间的培养，已经完成了掌门人之位的权力交接。但从本质上看，他们虽为父子，同时还是创业的伙伴。而所有的百年老店都是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