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帝王管理是中国历史的珍贵遗产
王小甫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周永亮博士新书即将出版，索序于我。永亮博士是毕业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法学博士，长期从事战略与执行力组织建设的研究与咨询，是国内知名的战略与管理专家。我则自博士毕业留校后一直在北大做中国古代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我之所以乐于为永亮博士的这本新书作序，主要有以下这样一些缘故：
首先是我比较欣赏作者选择的视角，赞同作者的一些提法。如，“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实际上，中国的‘治’就是管理，而且中国的管理很有成果，就是王朝的长寿与文明的延伸”；“真正的大智慧是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常青”，等等。我觉得这些提法颇具新意，而且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称之为“治”，汉代有“文景之治”，唐代先后有“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代的“康雍乾盛世”也可以称“康乾之治”，总之，盛世都是治世，都可以视为管理的成果。
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治世”。史载当时是“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经月不闭”，“马羊遍野，旅途不赍粮”，“几致刑措”。据《通志》记载：贞观初，斗米匹绢；经过九年发展，达到了“斗米不过四、五钱”。为什么能这样呢？归根到底是政治治理即统治者进行管理的结果。所以，后来开元年间的史官吴兢据太宗政绩及君臣政论撰成《贞观政要》，对唐初立国方针、君道政体、历史借鉴、刑法贡赋、官员选任、君臣作风、君民关系、道德规范、学术文化、征伐安边等多有详述，实际就是系统归纳总结“贞观之治”的管理经验。该书颇受唐朝统治者的重视，被“书之屏帷，铭之几案”，列为皇家子孙的必读教本。由宋至清，历代王朝统治者皆推崇该书。九世纪左右传入朝鲜、日本等国，也备受重视，被列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本。
类似的经验总结在其他族群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例如中古中亚黑汗王朝于十一世纪中编写的诗体政论《福乐智慧》，书中的讲述尤其对于安邦治国的君主大有用处，内容包括人君应具备什么条件、什么东西是君王的屏障、国家应有怎样的法度、国家的存亡原因何在、国家的兴衰是何缘故等等。塞尔柱王朝君主蔑立沙于1086年命令宰相尼扎姆-穆勒克等撰写的《治国策》，内容与《福乐智慧》不无相似之处，书中有关于举行纠错扬善、主持公正的觐见、关于拥有土地者及对农民待遇的调查、关于封疆君主及其津贴、关于王室管家及该职的重要性、关于国王的好朋友和密友及其为人处世、关于向博学和经验丰富的人请教、关于惩处犯错误的身居高位者、关于对农民状况及其摊派采取谨慎态度、关于国王不易草率处理事务等许多章节。据研究，《治国策》直接影响了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问世的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有人甚至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儒学“安邦治国”思想的西向传播。这些学术史当然值得学者追究，而历史上的国家管理经验更需要今日学者深入发掘，以利人们借鉴利用。这也说明，永亮博士的这本书不仅具有现实参考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学术旨趣。
其次，我也赞成永亮博士在其书中提出的关于“真正的管理实践者是王朝的统治者和创造者”；“所谓管理就是管理人，你说，不以人为本还能以什么为本”等等这样一些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大戴礼记》记载：“曾子曰：‘敢问不费不劳，可以为明乎？’孔子愀然扬眉曰：‘参，女（汝）以明王为劳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明王奚（何）为其劳也！”讲的就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样一种区别。这里孔子所谓“政”，其实就是“治国策”，可见所谓政也就是治，所以管理也就是用人之道。众所周知，唐太宗“贞观之治”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知人善任。
史载唐太宗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称道。他曾经与大臣讨论隋文帝施政得失。有大臣认为隋文帝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君主，而太宗恰恰认为隋文帝之失在于不懂得放权，不信任臣下，有大事小事一把抓的毛病。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在用人上，唐太宗深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多能根据属僚群臣的不同特点，作出准确的定位，加以合适的任用，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皆得其用，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正是这种人才任用上互补性成功的形象写照。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唐太宗的明智。
最后，永亮博士大学本科读的是历史专业，毕业论文做的是中唐时期唐宪宗年代的“元和中兴”研究。正好我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也对中唐兴起的经世致用学术风气很感兴趣，于是和永亮相谈甚欢。就我所知，历史学科固然也有许多专业方向，但就中国史学传统而言，政治史无疑处在核心位置。因此，永亮博士的这本新书从“帝王管理”入手来剖析中国古代政治史，可谓深谙史学之道。读者可以看到，本书作者提出问题、选取个案、归纳分析的方法也有其独到之处，既不同于一般历史作品，也不同于社科理论著述。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史学也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新的观察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我认为，永亮这本书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总之，这是一本内容新颖、颇具创意的新书，值得一读。是为序。
2008年10月31日星期五写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
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周永亮博士新书即将出版，索序于我。永亮博士是毕业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法学博士，长期从事战略与执行力组织建设的研究与咨询，是国内知名的战略与管理专家。我则自博士毕业留校后一直在北大做中国古代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我之所以乐于为永亮博士的这本新书作序，主要有以下这样一些缘故：
首先是我比较欣赏作者选择的视角，赞同作者的一些提法。如，“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实际上，中国的‘治’就是管理，而且中国的管理很有成果，就是王朝的长寿与文明的延伸”；“真正的大智慧是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常青”，等等。我觉得这些提法颇具新意，而且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称之为“治”，汉代有“文景之治”，唐代先后有“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代的“康雍乾盛世”也可以称“康乾之治”，总之，盛世都是治世，都可以视为管理的成果。
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治世”。史载当时是“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经月不闭”，“马羊遍野，旅途不赍粮”，“几致刑措”。据《通志》记载：贞观初，斗米匹绢；经过九年发展，达到了“斗米不过四、五钱”。为什么能这样呢？归根到底是政治治理即统治者进行管理的结果。所以，后来开元年间的史官吴兢据太宗政绩及君臣政论撰成《贞观政要》，对唐初立国方针、君道政体、历史借鉴、刑法贡赋、官员选任、君臣作风、君民关系、道德规范、学术文化、征伐安边等多有详述，实际就是系统归纳总结“贞观之治”的管理经验。该书颇受唐朝统治者的重视，被“书之屏帷，铭之几案”，列为皇家子孙的必读教本。由宋至清，历代王朝统治者皆推崇该书。九世纪左右传入朝鲜、日本等国，也备受重视，被列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本。
类似的经验总结在其他族群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例如中古中亚黑汗王朝于十一世纪中编写的诗体政论《福乐智慧》，书中的讲述尤其对于安邦治国的君主大有用处，内容包括人君应具备什么条件、什么东西是君王的屏障、国家应有怎样的法度、国家的存亡原因何在、国家的兴衰是何缘故等等。塞尔柱王朝君主蔑立沙于1086年命令宰相尼扎姆-穆勒克等撰写的《治国策》，内容与《福乐智慧》不无相似之处，书中有关于举行纠错扬善、主持公正的觐见、关于拥有土地者及对农民待遇的调查、关于封疆君主及其津贴、关于王室管家及该职的重要性、关于国王的好朋友和密友及其为人处世、关于向博学和经验丰富的人请教、关于惩处犯错误的身居高位者、关于对农民状况及其摊派采取谨慎态度、关于国王不易草率处理事务等许多章节。据研究，《治国策》直接影响了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问世的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有人甚至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儒学“安邦治国”思想的西向传播。这些学术史当然值得学者追究，而历史上的国家管理经验更需要今日学者深入发掘，以利人们借鉴利用。这也说明，永亮博士的这本书不仅具有现实参考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学术旨趣。
其次，我也赞成永亮博士在其书中提出的关于“真正的管理实践者是王朝的统治者和创造者”；“所谓管理就是管理人，你说，不以人为本还能以什么为本”等等这样一些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大戴礼记》记载：“曾子曰：‘敢问不费不劳，可以为明乎？’孔子愀然扬眉曰：‘参，女（汝）以明王为劳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明王奚（何）为其劳也！”讲的就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样一种区别。这里孔子所谓“政”，其实就是“治国策”，可见所谓政也就是治，所以管理也就是用人之道。众所周知，唐太宗“贞观之治”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知人善任。
史载唐太宗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称道。他曾经与大臣讨论隋文帝施政得失。有大臣认为隋文帝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君主，而太宗恰恰认为隋文帝之失在于不懂得放权，不信任臣下，有大事小事一把抓的毛病。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在用人上，唐太宗深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多能根据属僚群臣的不同特点，作出准确的定位，加以合适的任用，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皆得其用，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正是这种人才任用上互补性成功的形象写照。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唐太宗的明智。
最后，永亮博士大学本科读的是历史专业，毕业论文做的是中唐时期唐宪宗年代的“元和中兴”研究。正好我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也对中唐兴起的经世致用学术风气很感兴趣，于是和永亮相谈甚欢。就我所知，历史学科固然也有许多专业方向，但就中国史学传统而言，政治史无疑处在核心位置。因此，永亮博士的这本新书从“帝王管理”入手来剖析中国古代政治史，可谓深谙史学之道。读者可以看到，本书作者提出问题、选取个案、归纳分析的方法也有其独到之处，既不同于一般历史作品，也不同于社科理论著述。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史学也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新的观察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我认为，永亮这本书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总之，这是一本内容新颖、颇具创意的新书，值得一读。是为序。
2008年10月31日星期五写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
本文摘自《从历代王朝兴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如果说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体现于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历史中，那么中国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历代主要王朝的长寿过程中，展示在中华文明的繁衍持续过程中。真正的中国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统治者，他们才是中国管理的主要实践者，甚至是理论的原始创造者。如何构建王朝并使之持续，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业长青，以往的王朝统治者已经用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本书从古今中外管理实践者的管理思维对比出发，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结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翔实案例，总结神秘领导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续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