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新园”事件看父子差异(4)
从这个角度看，徐文荣，以七旬之躯满腔热诚地为中华文化瑰宝的再现而奔波劳累，其言其行其情皆可敬可佩；而徐永安，以公众公司掌门人的身份严把公司的投资关也同样值得敬重。
一样都是浙商：一个是草根浙商，一个是海归浙商
在《中国经营报》的访谈中，徐文荣的一段话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有苦难的童年，小时候穷啊，要什么没什么；有打倒的青年，那个年代，什么积极就打倒什么，到处被批斗；有奋斗的壮年，改革开放，赶上好环境了，就拼了命地奋斗；有成就的晚年，晚年了，什么都有了，这么大的事业，名气也有了；还有伤感的暮年，暮年了，想建个圆明新园，却遭到了这么大的争议，包括家人都在阻挠我……”
这么平淡、简单的总结里，包含了老人对他的一生多少风雨的追忆和感慨。正如他自己的一句口头禅：“我是农民。”徐文荣的这句大白话道出了多少浙商的心声——正是因为农民出身，正是因为“穷则思变”的缘由，也正是因为农民的简单、直率而百无禁忌，才使得这些草根出身的创业浙商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底气。
横店影视城所反映的中国历史跨度有2500年，徐文荣对每个景点背后的历史都非常清楚。可他总是明确地说：“我是农民。我不是文化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以他自己所说的“我就是一条蚯蚓，要从泥里钻出一条路来”的干劲，搞起了庞大的文化产业。
“我们是从‘一无所有’到‘无中生有’到‘无所不有’。”徐文荣这样说的时候很自豪，还有些草莽英雄的气概。
确切地说，徐文荣这一代浙商，以敢闯、敢冒的精神，无师自通地演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第一代创业者的风采。他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的实践者。正是这种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使得浙商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站在了第一方阵。
事实上，当年徐文荣从传统轻纺工业转型高科技产业时，也曾遭到许多不解与阻力，但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一个采访过他的作者如此形容：“他甚至还不能完全搞清楚他的横店生产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依据什么科学原理生产出来的，但是他相信他的思想是对的，那就是依靠高科技让横店人富起来……他对科技的重视看来主要出于一种精明。”
细想来，徐文荣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也是缘于他前瞻性地感觉到这个产业的前景，在他自己还没有仔细搞明白这个产业究竟能够产生多少效益的时候就一头扎了进去。他说：“我搞过3种产业，农业、工业、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最艰难，但我觉得这是一劳永逸的，有后劲。”
这种前瞻性的产业感觉其实是一种直觉。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代浙商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凭企业家直觉加果断的结果。当然，其前提是改革开放政策支持下的顺势而为。
徐文荣掰起手指这样算了一笔账：他说，他搞的这些文化产业，横店集团赚1块钱，周边老百姓就可以赚5块。出租房屋、当群众演员、做演员游客的生意……“以前，横店有的只是农民，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很多农民进厂当了工人，第三产业的兴旺，让老百姓找到了更广阔的就业门路。例如，岩前村、杨店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演员村，村里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几乎都上过电视剧镜头。只要有劳动力，就有出路，这点我很欣慰。横店现在人均年收入一万多，在金华数第一。”
草根浙商，发端于草根，情系草根，情归草根。正因此，徐文荣念念不忘，希望在迟暮之年圆他的最后一个梦想——在八面山下，那块让他奋斗了一辈子的土地上建起中华文明的艺术宫殿——圆明新园。
行笔至此，一个自然的联想是：多少年之后，徐永安是否会把横店集团的总部迁往杭州、迁往上海或者北京、纽约？
徐永安是海归，他的身上有很深的海归烙印——以职业经理人的气质出现在职场，不多言不多语；以快枪手的步法神秘地出入于资本市场，低调、高效地承接父辈开创的基业并发扬光大……
不敢轻言横店的未来，也不敢预测“浙商2.0时代”横店的发展前景。但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的民营企业诞生了同时驰骋于商场的父子兵，演绎了浙商1.5代的精彩！
本文摘自《浙商30年1.5代里程》
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浙商，已经完成了第一代的奠基工程，而进入第二代的逐鹿中原、彰显风流时期吗？ 所谓的二代浙商，经过父辈七八年或更长时间的培养，已经完成了掌门人之位的权力交接。但从本质上看，他们虽为父子，同时还是创业的伙伴。而所有的百年老店都是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