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改革的牺牲品(1)

　　主持人：柳总我们很想知道，联想从20万元起家，到今天拥有600亿元的总资产。在联想20年来走过的道路当中，有一句话听起来让人非常感慨，就是“不能做改革的牺牲品”。而且您也把这句话赠送给中国广大的企业管理者。我们很想知道，您为什么对这句话这么感慨？

　　柳传志：中国企业应该讲，一开始成长在不是很好的环境中，就是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环境中，我和早期的这些企业管理者一起出来，很多人纷纷落马，数出来还真不少。曾经都很光辉，都做得很好，他们应该讲是牺牲品，就是没把政策弄明白，或者说触犯了天条。还有一些是这样牺牲的，我们在中关村做企业，比如说装电脑等等，得用大量的国外元器件，对我们这些电脑厂商来说，“买私”形同于“走私”，但是你要不买这个，你哪儿去买正轨的东西？而且这个价格要贵到三倍以上，它不可能。这实际上是改革中的体制性问题，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难题，弄不好就要触雷区。在这儿我怎么弄呢？我让我们进口部的经理把擦边球怎么打，分了五个等级，最危害的比如说五颗星，最安全是一颗星，到哪颗星可以出哪些问题，你们千万要掌握住，然后按照这个小心去做。也出过很多事儿，听起来真的是很像故事。

　　当时我很感谢中关村管委会的主任胡昭广先生，他后来当过北京市副市长。他就把这件事说成这是不同体制、机制产生的矛盾，为什么呢？当时的国有企业就是有批文，他们能拿到批文，他们还卖批文，因为他们生产机器卖不出去。而民营企业没有这个，就形成了这样的问题。这一做，就是牺牲品，这些事儿本身都是教训。我之所以坚决不会这样做，就是把自己的定位定得很清楚，就是说什么事儿做得什么事儿做不得。所谓“不做改革的牺牲品”，就是做不得的事儿我坚决不沾，大环境允许好好做，放手做，我撒开马力使劲做，大环境说不太好，那么就看小环境怎么样。小环境不太好，我们能不能改造小环境？比如求得北京市里面、海淀区里边给我们某些特殊的政策，还不行，我不做了，我做别的。因此这定位很重要。今天我在看那本《 大败局 》，吴晓波写的那本书，有工夫您看看，他就是分析中国企业都是怎么垮的。我在看他们的时候就在对比我自己，确实他们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就是忘了环境、忘了某些东西，我就是比较多地注意了这些事儿，而且用它不断地提醒自己，提醒我们公司的同事，所以就能够安然无恙地做到了今天，以后还得继续小心。

　　龙永图：柳总的成功和他的一些话，也反映了我们中国相当一批成功的企业始终有一种危机感，始终有一种战战兢兢地把事情做好的觉悟，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很多企业家稍微有点成功，马上就忘乎所以，浮躁、狂，这个时候常常是他们失败的开始。我观察了中国很多企业家的成长历程，凡是那些老老实实做事的都会成功。所以柳总讲的一些话是很深刻的，有很多很多教训。我们中国企业家在改革开放30年来当然崭露了一大批，但是倒下的确实也是相当的一批。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应该说他们是付出了代价的，我们的这个体制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因为他们没有经验。

　　柳传志：确实这个人啊，人生目标是个挺重要的事儿。有的人他有追求，好比有篇作文，我女儿上中学的时候她给我看，老师出的作文叫“小草和大树”，她问你是愿意做大树还是愿意做小草？我说我愿意做大树，她说老师实际上鼓励的是小草精神，我说这是两码事。这个大树呢，实际上是众多大树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发展。但是做大树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有目标和追求，同时要有牺牲的决心，就是有可能做不成，付出的代价极大。而做小草呢，会富富裕裕很滋润，把家里搞好了，老婆孩子弄得挺好，比那个方便多了。但是呢，就是追求不同。

　　龙永图：一个企业家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在我们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事情，不管是体制上环境上都不如人意。我们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当中，在制度安排方面、政策的安排方面，总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能把所有事情理想化，你要随时想到可能会出现的困难，随时出现的问题。我今天和柳总做这次节目之前，我看了柳总的很多话，我觉得还是很深刻的。一个企业家的成功真是有他的道理，他的成功首先是观念上的成功、思想上的成功和作风上的成功。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一期对话节目，能够从柳总，特别是从联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特别是成为我们中国国际化道路上的一个领军企业当中，学到很多新的东西。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希望你们能够从他们当中学到一点东西。

　　柳传志：谢谢。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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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与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中粮集团董事长的宁高宁、蒙牛乳业集团董事长牛根生、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SOHO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皇家飞利浦大中华区总裁张玥、Google公司全球副总裁李开复等商界精英论道，揭秘中外企业的成功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