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图腾》 前言(1)

    从历史中寻找组织“成长”的前世今生

    通过中国历史来研究一个组织的成长战略、竞争战略是我感兴趣的方向。

    这一想法源于我看到的一个材料：以“竞争战略三部曲”闻名全球的迈克尔•波特教授访问台湾期间，在一次论坛上，宏碁董事长施振荣指出：被忽视的价值观、软件建设，才是竞争力的关键。记得施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战略就是用长期的观点来算总账。我认为施先生提供了一种东方思维的视角，就这种视角来说，迈克尔•波特单纯的产业视角就显得有点“狭隘”了。还有一个特别不同的背景是，施先生是企业家，如果超越“学术”回到“常识”的层面，一个企业家经营一家公司必然会遇到“产业”以外的种种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比如人的问题、企业文化的问题、资源整合的问题、制度的问题、策划性运作的问题、接班人的问题等等。企业家必须在像地平线一样广阔的丛林中直面这些问题，勾画他们的战略地图，做出他们必须做出的选择。

    我开始用战略视角重新研读历史。

    研读的结果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国历史似乎提供了比我想要的多得多的“经验和材料”，完全有可能归纳出一种“致广大、尽精微”的战略地图，既能在宏观层面进行清晰的把握，又能在微观层面提供具体操作的指南；忧的是我快要被“经验和材料”淹没了。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具体来说，我必须有一种合适的方法、标准、模型框架来归纳和整理我想要的材料，否则我就没有办法让《史记》和《资治通鉴》为我所用。

    焦虑在漫延。某一天，我忽然觉得鲁迅“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喝咖啡和读书应该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幸运的是，不久我发现了“蝴蝶模型”。“蝴蝶模型”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有了它，我想感觉自己跟所有历史上具有战略思维的人物稍稍接近了，有时甚至有一点同舟共济的幻觉，我似乎感觉到他们的“体温”。

    先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一个大量生产思想的时代，而后世更多只是思想的研究和运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智慧实发轫和成就于先秦时期。

    周朝至秦朝这一段历史，可以笼统地作一表述：周武王（西周）伐纣（商纣王），牧野之战，参战的诸侯国有800个。其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历史进入春秋（东周），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更迭，直至战国七雄（秦、韩、赵、魏、燕、齐、楚），再其后地处西方的秦国灭东方六国统一天下。这是诸侯国争斗、兼并，最后定天下于一尊的一部竞争战略史。从时间上来说，周武王元年是公元前1027年，秦统一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中间相距约800年。这800年实是中国智慧集中发生、展示、实践的一个大区间。

    “中国智慧”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较为彻底地了解它有现实的难度，比如典籍多出于2000多年前，文字古奥。但一旦深入进去，即便是“如鼠饮河”式地了解与“占有”，也顿感自己数典忘祖之罪不浅！随着本书写作的展开，我的赎罪意识也一点点强烈起来。

    因为了解的不易，“中国智慧”迄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在使用“中国智慧”这种说法的时候，“尺度和结构”是混乱的：比如民间可能把中国智慧等同于一个人有心计、有心眼；

    比如有人认为“三十六计”是中国智慧的精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应该都是较为深入地理解了中国智慧的，因为“三十六计”中的大部分以俗语、成语的形式为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

    比如有人以为“厚黑学”是可以清晰把握的中国智慧的精华，但《厚黑学》可能只是李宗吾先生的戏谑之作；

    比如日本现代企业制度（即株式会社）的创始人涩泽荣一认为《论语》是“工商之本”，并一直将《论语》奉为“商业圣经”。

    比如孙子兵法的巨大的国际性声誉。据说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在兵败滑铁卢之后，偶然得见《孙子兵法》，曾无限感慨地说：“如果20年前能见到《孙子兵法》，历史将会是另外一个结局。”又有文章说：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军队将《孙子兵法》配备到人手一册，用来武装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官，以至一时形成“一位看不见的中国人指挥美国人取得海湾战争的胜利”的舆论。这一类传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或者事实是真的，背景则暧昧不明），不过即使是假的也不要紧，因为《孙子兵法》像金刚石一样很难毁誉。

本文摘自《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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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公司管理人员虽热衷于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绝大多数信息都是离散的、局部的。本书通过中国历史系统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当代中国公司成长战略有所启迪。蝴蝶模型试图用9个结构化的中国式概念来解释一个组织成长之全过程。它为真正的战略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地图，而所有事业的参与者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职责、动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强烈地感觉到在西方管理技术研究贡献种种成果之余，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整体、圆融、全景式的观点。事实上，“蝴蝶模型”是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的第一个战略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