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图腾》 前言(2)

    比如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中用“阴阳太极图”表述他对高瞻远瞩公司的发现：

    在本书以下部分，我们会持续运用中国二元哲学里的阴阳太极图。我们特意选择这个象征符号代表高瞻远瞩公司的一个关键要素。这些公司不用我们所谓的“非此即彼”来框限自己——那是一种不能轻易接受矛盾的理性观点，认定两种表面冲突的力量或理念不能同时并存。

    成语“自相矛盾”是2000多年前中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发明。看《基业常青》中有关这一部分的分析，我想起国学大师钱穆讲过的一个意思：中国的事情，一个外国人怎么搞得清。可是中国的“阴阳太极图”堂而皇之地成了韩国国旗的图案，想起来是一件很让人可惜的事。“阴阳太极图”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不甚了解的神秘符号而已。

    所有以上列举的关于“中国智慧”的理解和使用都是在不同的“尺度”上展开的。廓清这些尺度并找到不同尺度之间相互配合的“结构”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中国悠久的历史为这种努力提供了可能。儒家学派的叔孙通为汉高帝刘邦制“礼”，司马光批判叔孙通“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假如把“礼”比做一粒稻谷，司马光批评叔孙通只是撷取了稻谷外面的“糠”，而把“米”遗漏掉了。当然，只有“米”才是稻谷的精华，是人的粮食，而“糠”只是一种鸡饲料。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前201年，汉高帝刘邦全部除去秦朝烦琐的礼仪，力求礼仪简单易行。群臣饮酒争功，喝得酩酊大醉，有人就胡喊狂呼，拔剑乱砍殿柱，高帝渐渐产生了反感（刘邦当上皇帝了，但是当年浴血奋战的哥儿们并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尊敬”他）。

    叔孙通劝刘邦说：“那班儒生，很难和他们攻取天下，但可以与他们保守成业坐天下。我愿意去征召鲁地（孔子家乡）儒生，来同我的弟子们一起制定臣子朝见君主的礼仪。”

    刘邦说：“不会挺烦难吧？”

    叔孙通说：“礼制是根据时代、人情的变化对人的言行所确定的规范（有点像CI中的BI）。我想稍微采用一些古代礼制，与秦朝仪法搀杂在一起制定出来。”

    刘邦说：“可以试着去做，但要使礼仪容易被人了解，要根据所能做到的去制定它。”①

    儒家擅长“制礼作乐”，这些东西在大竞争年代没有什么用，但现在刘邦一统天下以后，儒家时来运转了。上述引文中有一点很引人注目，刘邦这个人非常“务实”，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对执行非常重视。他要求尽量简单，执行起来容易。儒家很容易把这些事情搞过头，搞成繁文缛节，刘邦对这一点是有所警惕的。

    我们再看一下叔孙通“制礼”的实施情况：

    第二年，长乐宫（在今西安）落成，诸侯、群臣前来参加朝贺典礼。仪式在天亮前开始，谒者（皇家礼宾官）按次序将所有人员引入大殿，排列在东、西两个方向，侍卫官有的在殿下台阶两旁站立，有的排列在殿中，都手握兵器，竖立旗帜。

    汉高帝刘邦乘坐辇车出来，众官员传呼警戒，引导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级（官员年薪级别）的官员依次序朝拜皇帝，无不震恐肃敬。到典礼仪式完毕，又置备正式酒宴。众官员陪坐的，都俯伏垂首，按官位高低给皇帝敬酒祝福。连敬九次，谒者宣告“宴饮结束”。御史（监察官）检查礼仪规则，凡遇不遵照礼仪规则的人就将他领出去。从朝贺典礼开始直到结束，没有出现大声喧哗、不合礼节的人。刘邦高兴地说：“我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啊！”便授任叔孙通为太常（祭祀部长），赏赐黄金五百斤。

    叔孙通“制礼”让刘邦找到了感觉，过了瘾。叔孙通自己也既升了官，又发了财。但1200年后的司马光就此提出严厉的批评：

    礼的功能太大了！

    用到个人身上，动与静就有了规范，行为就会完备无缺；

    用到家事上，内与外就井然有别，九族之间就会和睦融洽；

    用到乡里，长幼就有了伦理，风俗教化就会美好清明；

    用到封国，君臣就尊卑有序，政令统治就会成功稳定；

    用到天下，诸侯就归顺，法制就会整肃严明。

    难道仅仅只是用在宴会仪式之上、门户庭院之间维持秩序吗？！

    就汉高帝刘邦的明智通达来说，他可以聆听陆贾（著《新语》）关于“以文治巩固政权”的进言而加以称赞，目睹叔孙通所定尊崇君主的礼仪而发声感叹，但是他所以终究不能与夏、商、周三代圣明君王并列，就错在他不肯学习啊。在那个时候，如果能得到大儒来辅佐他，他的功勋又怎会在这一步便止住了呢？

本文摘自《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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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公司管理人员虽热衷于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绝大多数信息都是离散的、局部的。本书通过中国历史系统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当代中国公司成长战略有所启迪。蝴蝶模型试图用9个结构化的中国式概念来解释一个组织成长之全过程。它为真正的战略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地图，而所有事业的参与者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职责、动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强烈地感觉到在西方管理技术研究贡献种种成果之余，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整体、圆融、全景式的观点。事实上，“蝴蝶模型”是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的第一个战略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