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领导学

    组织领导学

    历史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观察领导者的机会。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不同的领导者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当然他们的个性和决策模式也完全不同，我阅读历史的时候经常为这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感到震惊，但也有更多的时候感到亲切，因为历史上的领导者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对策在一个公司的日常运作中也可以找到许多相似之处。

    一、领导人的个人修养

    听奉承话就像是嚼鸦片，尝起来很甜，也非常惬意，只要不吞下去就不会有任何伤害。

    ——罗伯特•伍德罗夫（领导可口可乐公司六十年）

    我相信一个好企业与一个伟大的企业是有区别的：一个好的企业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比尔•福特

    隋炀帝杨广“生性不喜欢别人进谏”

    庄子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也就是说如果个人的修为达到圣人的境界，做帝王只是小事一桩。《论语》说“不耻下问”，能做到实属不易，而接受下属直率的批评则难于上青天。隋炀帝杨广就毫不含蓄地对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欢别人进谏。”

    隋炀帝擅长诗词，不喜欢别人超过他。薛道衡被赐死，隋炀帝恨恨地说：“还能写‘空梁落燕泥’吗？”王胄被处死，隋炀帝吟诵王胄的佳句“庭草无人随意绿”，又说：“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

    隋炀帝对自己的才学非常自负，他看不起天下文士，曾对侍臣说：“天下人都以为我继承先帝的遗业才君临天下，其实就是让我和士大夫比才学，我也该作天子。”

    隋炀帝曾自得地对秘书郎虞世南（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说：“我生性不喜欢别人进谏，如果是达官显贵想进谏以求名，我更不能容忍他。如果是卑贱士人，我还可以宽容些，但决不让他有出头之日，你好生记住吧！”

    薛道衡、王胄因为诗写得好，送了命。这种死法，在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虽然中国历史上不乏文字狱，但文字狱一般是因为触及了现实政治，而薛道衡、王胄的诗毫无政治色彩，只是纯文学作品。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也就是打打口水仗，但如果相轻的文人中有帝王，就可能流血。

    隋炀帝的一生以当上皇帝作为分界线，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作伪大师”，他用种种精密、恶毒的手段哄得自己的老爹（隋文帝杨坚）、老娘团团转，结果成功地让自己的哥哥太子杨勇送了命，杨广因此登上皇帝宝座。当了皇帝以后，隋炀帝一改“作伪”之风，而变得异常真诚、率性，像“我生性不喜欢别人进谏”这种犯忌的话，一般的皇帝即使是这么想的，也绝不肯就这么说。

    一个领导人，甚至一个普通人，为什么都不愿意别人说他不好呢？东汉末年张纮在给吴大帝孙权的临终遗表中说得很清楚。

    自来主持国家的人，全都打算修行德政与太平盛世相媲美。至于治理的结果，多不能实现，不是没有忠臣贤能辅佐，而是由于君主不能克制私情，不能任用他们。人之常情都是畏惧艰难，趋就容易，喜好相同意见，厌恶不同意见，这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古书上说，从善如登山，从恶如山崩，是比喻为善多么因难。君王承袭祖先累世的基业，据有至尊之势，掌握天下威严，喜好赞同带来的欢快，而忠义之臣说出逆耳之言，与君王不能契合，不也正当如此吗！君王与忠臣疏远，花言巧语之人借机离间，君王被搞得迷迷糊糊，罢免和进用都失去标准，这种情形由来已久的原因，是私情作怪。所以圣明的君王明察此情，求访贤能如饥似渴，接受规劝不厌其烦，出于大义割舍私恩，那么在上没有错误的任用，在下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

    “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看来也不能过多地责怪隋炀帝杨广，他不过较为自信，顺着自己的人情罢了。但隋炀帝“率性”的后果是严重的，强大的隋朝被他折腾了14年后就告完蛋，这种速度和效率都是惊人的。隋炀帝自己也在他一生极度迷恋的江都送了命，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隋炀帝的表现意味深长，他对着镜子百般端详自己，然后感叹说：真是一颗好头颅，不知道谁会把它砍下来？

本文摘自《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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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公司管理人员虽热衷于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绝大多数信息都是离散的、局部的。本书通过中国历史系统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当代中国公司成长战略有所启迪。蝴蝶模型试图用9个结构化的中国式概念来解释一个组织成长之全过程。它为真正的战略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地图，而所有事业的参与者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职责、动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强烈地感觉到在西方管理技术研究贡献种种成果之余，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整体、圆融、全景式的观点。事实上，“蝴蝶模型”是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的第一个战略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