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个方面破解问题

　　对这轮新型城镇化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预估是有价值的。换言之，对这轮新型城镇化需要做系列的风险评估，这样可以推动这轮新型城镇化更好地前行。但也需要对新型城镇化抱有辩证的观点，那就是任何重大战略都不太可能无风险。也就是说，对风险和机遇要做整体评估，权衡利弊，尽量让利更多、弊更少。既要看到问题，也不要被问题吓住，关键是要能未雨绸缪地应对这些问题。当前要破解这些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明确这一轮城镇化是以人为本，重在制度改革，而不是新一轮的“投资大跃进”和“房地产化”。为此，可以通过严格土地指标、提高地方投融资平台融资条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调整干部考核机制等办法，来避免地方借新型城镇化之名，行投资依赖之实。

　　其次，城镇化过程中应注重与农业现代化的互相促进作用，并且在将农村打造成新城镇的同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部分农村进行保留，保护乡村文化的传承。对于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需要结合当前形势进行调整和改革，推动规模农业的发展，让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通过规模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农业，提升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从而实现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再次，必须大力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一方面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挖掘新的消费热点和产业，尤其大力发展服务业，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应大力发展低碳环保的新技术，大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走集约、节能、生态的城市发展新路子，提高城市的承载力。

　　最后，要大力推行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始终围绕人来展开，要通过户籍、土地、财税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给予公平机会保证新进城的农民能够融入城市，从而实现社会稳定。

　　（本文刊发于2013年4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

　　“新四化”将是李克强经济思路总抓手

　　2013年两会后，为期10年的习李体制正式、全面走向主政前台。李克强必然会是未来10年主管中国经济的掌门人，主导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思路。从当前各种信息综合来看，以新型城镇化为最大内需潜力的“新四化”将成为经济学博士李克强未来主政中国经济的总抓手，也将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新四化”是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这词提出的时间并不长。前些年，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三化”在中国提得比较多，各省的发展战略中大部分以此为主体，信息化也有提，但和“三化”一起提比较少。中共十八大期间，李克强在其所在的山东代表团发言中，对十八大报告进行解读，重点突出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被评论员和媒体解读为“新四化”。尔后，李克强于2013年1月15日到国家粮食局考察调研时强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建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新四化”还是首次正式提出。

　　李克强之所以要提出“新四化”，并将其上升到实现中国现代化基本路径的高度来认识和推介，主要来自两个原因。

　　一方面，“新四化”具有鲜明的Logo（标志）特点，便于对未来发展经济的思路产生共识。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从主政经济的智慧高度上来说，这能使其未来主政经济的思路得到更多共识，让外界更好、更清晰地了解其主政经济的思路，进而更好地推进其经济施政。“新四化”这种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路径的提出，简约明了，让大家很容易有路径可循。同时，“新四化”有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四化”做对称，最容易形成全社会对于实现中国梦的共鸣、共进。“四化”这个概念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把四个现代化量化为“到20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应该说当年的“四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未来要实现更大的“中国梦”，实现更高水平的“四化”，都需要通过“新四化”这一既是发展路径的抓手，也是精神动力的抓手来实现。

　　另一方面，“新四化”里面蕴含新理念、新思维、新方式、新结构。这次波及中国140万平方千米的雾霾天气，再次给中国之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再继续走之前的老路，中国经济必定不可持续。如果将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算作经济发展的1.0版，那么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升级到2.0版，为此必须调结构、转方式，以发展思路的新思维来支撑。李克强之所以提“新四化”就是要改变以前的发展理念、方式和结构，而其中最核心的是发展理念要从“以物为主”走向“以人为本”。以“新四化”中内有最大内需潜力的城镇化为例，李克强就反复强调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核心将是“人”的城镇化。提出这种发展新理念在于之前的中国城镇化存在“重物不重人”的不足，尽管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却只有约35%。2亿多生活在城镇里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尚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这既造成不公平，也埋下了社会不稳定的隐患。总之，李克强提出“新四化”的“新”就是要用新思维、新结构、新方式来破解之前中国经济不可持续的问题。

　　当然，要让“新四化”真正成为推动中国梦实现的基本路径，还要在两个方面下很大的功夫。

　　一个方面是要推进“新四化”的融合集成。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既相辅相成，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中国有大量剩余的农业人口，需要靠工业化来进一步消化；中国的传统工业要依靠信息化来提高效率；城镇要合理容纳参与工业化的大量农村人口，让农民工变成市民；农业产出必须从“强调数量，解决温饱”转向“强调质量，满足品位”。这些决定了“新四化”中四者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也必须看到城镇化过程中可能造成农业人口下降、村镇空心化等问题，要看到工业化产能过剩可能对城镇化产业拉动不起来，出现产业泡沫，也要看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之间可能出现各种的不配套等。这些都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办法、路径来实现四者的融合集成，融合集成得越好，就越容易实现四化同步。

　　另一个方面是必须强化改革对“新四化”的巨大推动作用。当前中国城镇化是内需的最大潜力，改革又是最大的红利，两者结合起来必定是中国经济很长一段时间内前行的动力。实质上，李克强要推动的新一轮城镇化，面临很多关于制度层面的挑战，如财税、土地、户籍等，这些需要通过改革来推进。如果改革能够得到推进，必定会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从而进一步突出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最大内需的价值。完全可以认为，改革和“新四化”结合得越深，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推动力就越强。

　　总之，即将主政中国经济的李克强在当前中国经济要从1.0版本走向2.0版本的背景下提出“新四化”，并将其作为总抓手，无疑具有非常积极、务实、可行的价值。但要将“新四化”这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打造好，最终实现中国梦，必将面临很多的挑战。能否克服这些挑战也将成为未来观察李克强主政中国经济成绩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本文刊发于2013年2月8日的《联合早报》）

本文摘自《新型城镇化路径》

---

　　新型城镇化是“新四化”的核心。它既是一个扩大内需的需求侧问题，也是一个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经济增长的供给问题，同时还有投资保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落实好新型城镇化，对中国更好的实现现代化十分有利。但是，外界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城镇化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不甚了解和疑惑。
　　为此，本书旨在科学、全面、正确地解读“新型城镇化”，并对之前城镇化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