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化人的抉择(2)

　　自古以来，体制内部对文化人的容纳总是有限的，更多的文化人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那些体制外的文化人，靠的只能是家有良田数百亩、商铺一两间，或者有亲属做官，若完全靠自己以文化谋生，生存将是异常艰难的，于是，中国文化人才有了演绎不完的悲剧。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人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复杂。体制内有文化人，体制外同样有文化人；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内的文化人将会越来越少，体制外的文化人将会越来越多。按照我的说法，文化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圈养动物”、“放养动物”、“野生动物”。所谓“圈养动物”，就是体制养起来的文化人，如教育、文化、科研等机构中完全靠工薪生存的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等；所谓“放养动物”，就是在体制的保护和控制下觅食的文化人，如政府主管的各类媒体、各类演出团体中的编辑、记者、编导、演员等；所谓“野生动物”，就是在体制之外，完全靠自己到市场上觅食的文化人，包括策划人、媒体人、音乐人、电影人、广告人、创意人、娱乐明星等，还包括在非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白领阶层。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文化人则是如易中天所自称的“偶尔出去打点野食”的“圈养动物”。他们是脚踏体制内外的两栖文化人，一边拿着国家的俸禄，一边享受着市场的风光，最近自我加冕、集体亮相的“中国十大智库”里的智囊们，也属于这类两栖文人。正是文化人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了一场场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不少自称为真文人的人，俨然以卫道者的身份，指责那些走出体制外的文化人有辱斯文、不配再做文化人；而那些下了海的文化人反过来又嘲讽那些处于体制内的文化人的穷酸与迂腐。从下海至今，尽管我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文化的追求，但亦同样面临着归属的困扰——我究竟是不是文化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当我说自己是文化人的时候，反对我的人站出来说：“你说你是文化人，可是你下海了，而且是在以商业的方式挣钱。”甚至有人说我是“老板们的帮凶”、“房地产商的帮闲”、“文人的叛徒”。但支持我的人则说我是“文化大师”，说我是在“用先进的文化改造着老板、改造着社会”，或者说我是“文化人的榜样，用自己的行动给中国文化人落实了政策”。三年前，易中天见到我时还感慨地说：“志纲兄，你可是给我们文化人挣了大面子了！”文化人如何赚钱的确是一个问题，时过境迁，现在易中天所面对的各种赚钱机会恐怕已经让他应接不暇了。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一个原本不证自明的问题、一个原本十分清晰的概念为什么变得模糊起来，以致引出了种种纠葛？其实，仔细一想，知识分子身份的日益模糊恰恰证明了这个时代的伟大与恢弘。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才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和发展空间，才有了多姿多彩的生存形态。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只能在国家意志规定的轨道上运行，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做出任何选择的可能，所以，那时他们的身份识别起来容易而简单。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知识分子像一个灵魂，过去不管愿不愿意、喜不喜欢他们只能依附于一个躯壳，那么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今天，他们几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然而，当市场经济已是洪水滔天、几乎淹没了整个中国的每一片土地时，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选择空间呈现在每个文化人面前时，我们却发现，还有不少“圈养动物”依然困守在没有希望的孤岛上，或等待着上帝之手的救援，或上演着一幕幕“侏罗纪公园”中的故事。据媒体报道，2006年10月19日，吉林籍作家洪峰的所在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在其进行创作时，暂停了其每月两千元的工资，而其身患癌症的未婚妻正需钱医治。一气之下，洪峰公开上街乞讨，以示抗议，由此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表示同情，但更多的人表示的是鄙视与指责。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洪峰的行为？我的看法是鲁迅先生那八个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这样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时代，文化人如果依然走不出围城，以致身陷困境，就不能不更多地从其自身寻找原因了。我建议洪峰到体制之外、到市场的海洋中去游历一番。我相信，他一定会有惊喜的发现。也有一类文化人与洪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市场经济的大潮呼啸而来时，他们的脑子转得很快，并迅速跳入商海之中，不仅与狼共舞，甚至比狼更凶狠。他们在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文化人所固有的迂腐的同时，也抛弃了文化人最可贵的良知与操守，成为地地道道的商人，甚至成为为了获取钱财可以不择手段的奸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在敏锐地感知着时代的潮汛，从观念的牢笼中、从体制的围城中、从象牙宝塔中走了出来，走向了海阔天空，用市场化的方式寻求自身文化价值的实现?他们在咨询、广告、传媒、创意、设计、艺术、出版等文化产业领域找到了英雄用武的广阔天地。他们在为个人赢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文化财富；在赢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总之，今日之中国，对于文化人来说，既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天地，又是一片混沌初开的天地；既有无数文化人在市场海洋中如鱼得水、如鸟在林，大显身手、创造传奇，也有无数文人仍然在三岔口苦苦地摸索，在困境中艰难地挣扎，甚至在歧途上滑向深渊。每个文化人，面对前所未有的时代变革，要想求得生存、发展并进而对社会有所贡献，都面临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以及“我要向何处去”的问题。因而，梳理一下中国古代文化人的命运轨迹，中国当代文化人所面对的社会、经济、文化与生存状态以及展现在我们脚下的条条道路，或许对文化人有所帮助。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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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