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文化人(1)

　　如果说，我在新华社当了10年记者之后决定“下海”只是想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生存闯出一条道路，那么，《谋事在人》出版之后文人“下海”则已成蔚然之势，至今朝，知识英雄更是遍地开花——用知识创造财富不再是为“正统文化人”所不齿的旁门左道，财智双全的精英们已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从人们为一个点子价值几十万感到惊叹，到人们对一位教师在纳斯达克身价20亿不以为奇，其间只经历了短短的10年。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初期，知识分子没有钱是高尚的表现（因为那时候更多的是“不三不四”发大财），那么，在市场经济的后期——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若还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就应怀疑他的才能和知识的真伪了。面对时代的“壶口瀑布”，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困惑的是，在新时代下，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应如何定义？早在8年前，就曾有媒体到我的创业之地——深圳银湖水帘洞采访我，当时他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到底谁是文化人？其间还提到，关于对“余秋雨现象”如何看。2006年，央视《对话》栏目又邀请我就“易中天现象”发表点看法，包括几年前曾有人对我的知识分子身份提出质疑，从而，使我对“中国的文化人”这个话题保持了一贯的关注与思考。今天，当我再谈文化人这个话题时，感到早年的这段对话，还是很有意思的，故放在开头。

　　谁是文化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现在正在拍一部有关文化人的片子，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谁是文化人？

　　王志纲（以下简称“王”）：谁是文化人？李白是文化人，孔乙己是文化人，今天的余秋雨也是文化人。“文化人”有多种界定方式，但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层次：第一，他是靠文化为生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吃文化饭的。李白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大家公认的，但不管他的造诣多高深，他还是离不开吃饭。今天，谁是文化人？余秋雨、金庸应该是，大家都没有疑义。但尽管余秋雨著书甚丰，海内外名气很大，但他却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昨天晚上我看他的书，其中有不少是对嫉妒的感受。为什么他对嫉妒会有如此深的感受？是因为同中国历代的文化人相比，包括同现代的许多文化人相比，他太成功了，特别是在生存能力方面。这就反衬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文化人在生存能力方面还不太成功。很多人骂他，因为他经常出入于上海的电台、电视台作评论员、评榜员。中国的文化人一直很可怜，所谓“皓首穷经”，从来没有说话的

　　* 本文是1999年6月深圳电视台记者就文化人的话题对王志纲的专访。

　　机会。余秋雨说自己有机会通过电视、通过大众传媒让更多的受众接受文化，本来是件很愉快的事情，但最后连他自己都感到有点江郎才尽，不是他说的多了，而是他“发现自己有点撑不住了”。这句话说得很精彩。我们很多文化人攻击另一些文化人上电视做节目，可能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就像清朝末年的官员们经常争论的官员们应不应该坐火车的问题一样。再过30年，学者肯定能用这种媒体传播文化。第二，我认为，真正的文化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应是韩愈所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的脊梁，他们所做的一切已超越了生存的压力，而是为了影响和推动社会的前进，甚至是为了提高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品味，这也就是我所称道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在深圳，文化恐怕只是一种陪衬，像是人们茶余饭后才想起来的、用来擦嘴的一块餐巾，但余秋雨这样的大文化人却在深圳找到了藏身之地。余秋雨每到一地，都会有一些入乡随俗的说法，也有许多恭维深圳的话，但我认为，有一句话倒是他思想的真实流露，那就是他比较欣赏深圳人际关系的疏离，“疏”是疏远，“离”是离开一定距离。余秋雨长期生活在上海这样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里，在获得名利的同时，他也受到了许多超乎常人想象的伤害。而深圳则是人口“大沙拉”，人们来自天南海北，英雄不问出处，各自为生存忙碌，顾不得管别人的闲事。因此，深圳正是这种伤痕的最好抚慰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按道理来讲，余秋雨的书卖得这么火，也算是一位大学者，他的到来本应成为一道风景线，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但奇怪的是，仅是媒体把他的到来作为“深圳不是文化沙漠”的论据，而整个社会却毫无反应。这也是深圳这个城市性格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即“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文化回归到它的本位上去，这个本位就是“吃饱了撑的”。从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到现在，特别是在中国处于农业社会之时，文化只是宫廷中的消遣，皇帝和达官显贵吃饱了没事干才有工夫去欣赏文化。从李白到后来的文人，哪一个文人不依附于权贵，又有哪一个文人不依附于朝廷？“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皇帝呼来不上朝，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都是发牢骚之语。皇帝真要用他了，他马上精神振奋，“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时的《将进酒》之类也全是牢骚之作，这其实是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是中国文化人的悲哀。

　　我属于哪类文化人

　　记：您觉得自己属于哪类文化人呢？

　　王：我是处于过渡状态的文化人，这可能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第一，我是解决了生存问题的文化人；第二，我是继续以文化为业的文化人，尽管这个文化带有很大的经济成分，但我一直都把追求文化作为自己生命中最崇高的目标。你们所了解的，只是靠给企业做策划吃饭的我、作为学者与商业结合得很成功的我。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我开拓这种生存方式是想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探索出一条路，这条路就是第三种生存，即出污泥而不染，在自尊、自立、自强的前提下，能继续追求自己的文化。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为什么现在我躲在水帘洞里，二郎腿一跷，就有老板们鱼贯而入，听我怎么讲，照我说的办呢？这就是文化的力量、知识的尊严。当然，这可能也同我的经历有关。我始终处于一种主动的地位，为老板师，而不是由财大气粗的老板来规范我。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就有可能做两件事：第一，给文化、给知识张目；第二，牵着老板从庸俗走向高雅。这两点我们都做到了，但目前还不够。因为只有少数人这么做是不够的，必须在全社会大范围地做，唤起文化人千百万，发挥我们每一个文化人的影响。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文化人呢？我认为有两种：一是靠文化生存的人，文化是一种职业。这种人中值得称道的是巴金，他在计划经济时代也从来不要工资，单靠自己的稿费吃饭，这一点我很佩服。他靠什么？靠的是实力，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而最高层次的文化人，靠自己的精神和影响推动社会前进，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人。很多人都想成为这样的昆仑、北斗，能达到这个高峰的却极少，但它并不妨碍人们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是一种精神的跋涉，一种灵魂的拷问，一种对美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文化人是一个民族的良心，是一种社会操守的倡导者、率领者。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的这个题材可以成为大作品。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拷问每一个文化人，试问，13亿中国人中的3亿文化人哪一个没有经历过这种血与火的考验？

　　文化人的追求

　　记：我采访过余秋雨，感到你们的不少东西有共同之处，包括你们的这种行为即儒家所讲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您刚才提到的传道、授业、解惑，他也有这种想法。尽管在一些场合有人骂他像电视台的鞠萍姐姐，但他不管是走到哪里，都在传播他的思想。我认为，您的行为也带有这种特性，当然您不仅是通过语言，还有行动。

　　王：我认为，其共同的东西叫水满自溢，像这个杯子，我们把水不断地注入里面，它就会流出来，浸盈到周围。有的人具有的东西可能一杯水就差不多了，有的人则可能还有大量的水，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普济众生，是很自然的事。

　　记：在这一点上，你们所推崇的东西和我所在的圈子里所推崇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就像一般情况下儒家的东西在中国文化史上属于正派，而道家的东西属于邪派一样。搞美术的归于邪派，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管什么兼济天下的事，连独善其身都不会考虑，他们崇尚的是一种快乐原则，他们的一些后现代的东西更是如此。

　　王：诗人是比较脆弱的人群。他们不像海燕、高山的松柏一样是经过雷霆火闪后生存的。诗人的东西是一种灵性的暴露，他也要水满自溢，他也要把自己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但这种表达基本上是一种不经社会锻铸的自我表达。从这个角度讲，在这个变化的时代，诗人是很脆弱的。当社会不需要诗的时候，诗人就变得非常可怜。有位大诗人跟我说过一句话：诗歌使文学浅薄。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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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