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文化人(2)

　　我理解，因为诗本身的表现形式多样，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很容易使一些连文字都没有过关的人，自认为能写出好诗来，而且他可能还会声称自己创造了新的流派。

　　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不大赞同他的这句话。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中国真正比较前卫、有冲击力的思想最早都是从诗开始的。

　　王：他这句话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的，他本来是一个很有造诣的诗人，为什么他要自残手足呢？就是因为这个行道太容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了。像当时郭沫若很痛苦地讲到屈原时，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是在叹惜真正的栋梁反而毁弃了，那种破砖烂瓦却像雷一样地鸣叫。我现在从事的策划这个行业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有这个问题。有些人抓着自己的头发向上飘，也可以蒙蔽一些人。他自己砸了牌子后，人们就开始质疑，产生出对这个行业的否定，所以，我们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即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们是不能出问题的，如果我们出了问题，那这个行业真是没戏唱了，因为在这个行业中有很多人是极不负责任的。

　　记：诗歌界也是如此，有一大批瞎混的人，我昨天还写了一篇文章，把这种人臭骂了一顿。从20世纪80年代起，诗歌界连续出现过诗人发疯、自杀、杀人的事件。这样的东西给人们尤其是给年轻人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

　　过渡时期的文化人

　　记：刚才您提到您是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文化人，“过渡”这个词很有意思，过渡到韩愈所述境界的这个过渡期，可能正好是中国文化人的转型期，中国文化人所必须要走的一段路。您认为，在深圳，成功的文化人能不能对中国文化人的这种过渡起到一种推动作用？

　　王：深圳是中国的深圳，这个问题拷问的应是全国，深圳只是先导性的。我看待任何问题，从来都不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方式。我不会过多地批判深圳，我也不会过多地恭维深圳，因为存在即合理。我希望通过这个讨论，你能拔出萝卜带出泥，围绕这个问题发散开，使每一个人包括商人们，感到文化原来与自己也有关联，使人们向往文化，哪怕只是附庸文化。附庸虽然仍是一种庸俗的表现，但比起那种整天陷入酱缸一样的状态，它毕竟是一种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文化中可谈论的题材是非常多的，文化会是一个热门话题，而且肯定是大题材。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呼唤出来、整合起来，没能体现出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与商业的力量是不同的，商业的力量是金钱，文化的力量则是一种呼应、一种号召。

　　记：您到了深圳，经过了与商业的对接，这对于摆脱中国文化人惯有的依附性有什么作用呢？

　　王：我想，我个人的实践，应该能圆满地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但我认为，目前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毕竟只是我个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有当整个中国有更多的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时，才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记：从这个角度讲，我也不认为单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状况，这是不可能的。但深圳是否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文化榜样及导向？

　　王：我不认为是深圳提供了这样一种导向，而是人的行为本身，有意无意地提高了深圳的层次。因为人们所做的，在北京、上海、成都甚至其他任何内陆城市都具备这种可能性。比如贾平凹，他在陕西生活得很舒服，他的《废都》出来后，别人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一些争论，而我看到的则是被惯坏了的文化人的失落，是文化人用“手淫”的方式对社会的报复。我不是针对个人德性的好与坏，而是指当一个人处于一个行业领头的地位时，他的意识和行为，就代表了人们对于这个行业的感受，就相当于风向标。

　　新形态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记：那么，您能不能概括一下，深圳这种形态的文化对中国文化有哪些贡献？

　　王：我认为，在文化方面，深圳至少能够提供以下几点：第一，它没有过去的思想包袱和负担，更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提出很多新颖的东西来，可能这种东西略显浅薄，但这种东西对整个中国的文化有启迪的作用。第二，它是一个移民文化，如果说广州是一煲粥，那么，深圳则更像一盘水果沙拉，看起来是在一个碗里，但一个是一个。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但不管他的原始目的是什么，他都有一个赤裸裸的目的——挣钱。“时间就是金钱”确实是深圳的真实写照，人们的生活节奏特别快，这也造成了前面所说的人际关系的疏离。常有人问我广州好还是深圳好，我回答无所谓好坏，广州就像一棵老榕树，根深叶茂，但它也有很多枯枝败叶；深圳像移植过来的一个盆景，非常工整、漂亮和精致，但根基很浅。从这个意义上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关键看你选择什么。第三，深圳是新建城市，最早接触并向世界学习，具有超前性，对全国来说，有借鉴意义。第四，深圳给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提供了一个学会独立生存、通过市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实践场地，一个与市场对接的跳台和跳板。我对今天深圳的文化尚不过于乐观，因为文化必须经过积淀，要像百年老酒一样窖藏，但我对明天深圳的文化倒是十分看好。我相信，一种有潜质的东西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变成一种真正的琼浆玉液，它的芬芳自然会弥漫出来。

　　记：这方面已经有两种观点：余秋雨认为深圳这种地方有可能给文化人开辟一条新路，而且他也已经在这儿买了一套房子，准备做点儿事；梁晓声等人则认为，在深圳有一种灵魂无依的感觉，也有一些文化人认为深圳没有文化，让文化人无法生存下去。

　　王：你的这个问题很好。其实，他们的回答都是真理，只是各种文化人的特性不一样，因此，他们的回答形成了一种尖锐的对立。什么样的文化人适合在深圳生活呢？梁晓声所代表的，是一种“稀粥文化”，像一锅熬制得非常好的粥，汤米已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种把自己的生活底蕴作为创作源泉的人，他们就像“安泰”一样离不开大地母亲的怀抱，他们只有在自己已有的文化土壤上面才能生根、开花、结果，找到自己的创作源泉。因此，他的回答是对的，因为深圳是一大盘沙拉，梁晓声同志肯定找不到感觉。那么，余秋雨为什么认为深圳好呢？因为他是另一类文化人，他不需要体验生活，他需要的是“文化苦旅”，他就像远足的僧人一样，取到经后可以把行囊一背，找一个没有人干扰而且资讯发达的地方来整理他的行囊。深圳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天地，他当然说深圳好。另外，还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深圳适合生存能力强的人。余秋雨讲学、出书，这已足够使他体面地生活了，因此，他把深圳作为寓居的地方，他像蜜蜂一样飞出去，采了花粉，再回到蜂巢中酿造他的蜂蜜。但这两种文化形态，无可厚此薄彼。拿我来说，我既不是纯粹的商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我倒是很喜欢深圳的这种“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状态，没有救世主，组织、社会、政府既不会来关怀你，也不会干预你。在这里，我们追求一种独立的生存。所以，我既不觉得深圳非常好，也不觉得它很坏。我只是寓居在此，也许明天我一拍屁股就走了。

　　新时代的文化特征

　　记：在您的话语中，我已经感觉到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有一些不同了。您刚才说您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前面也谈到“文化就是吃饱了撑的”。但我做这个选题，就是试图寻找这个时代的文化传人，我不认为您不属于文化人，这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文化人跟传统意义上纯粹的文化人应该是不同的。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有一种主流的东西，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形态？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已经到来的情况下，文化人到底应该有一种怎样的形态，是不是应该具有时代的特征？

　　王：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认为这个时代有三个特点：第一，市场经济汹涌澎湃，给文化人提出了一个现实的要求，那就是文化人首先必须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市场经济就像汪洋大海，有许多生活之舟在上面航行，每一个文化人都是自己命运风帆的掌握者。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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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