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文化人(3)

　　时代给文化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能不能航行好，关键在自己。第二，我讲“吃饱了撑的才需要文化”是极而言之的。人类上千年的发展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现代社会，人们都是从追求生存、发展，再到追求品位和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人们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就是不断提高的过程，人们对文化的渴求以及文化需要的广阔空间给文化人创造了广阔的天地。做不好，不能被社会承认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怪别人。第三，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很多文化人提供了释放和裂变的机会。信息时代和高新科技给白手起家创业的知识分子（广义的文化人）提供了诸多可能，同时资讯媒体的发达使得大量的舞台需要文化人去占领。把文化精品放上这些货架，有价值、有美感的内容将是最稀缺的资源。电视观众动辄上亿，报纸杂志的发行量也有上百万份，这就给文化人释放自己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只要你有本事，就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只要被社会承认，金钱肯定是顺带的结果。经济基础解决了，你就会有更大的空间去施展、实现自己的文化追求，如此说来，我认为深圳应是比较适合现代文化发展的、实现文化人价值的天地和舞台，比如余秋雨，搞戏剧史的人在这里找到了感觉，我认为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人如何处理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记：传统的说法是文化人包括从事商业的文化人，我们要重新定义这个时代的文化人。我认为，现在能够代表这个时代文化人形象的应该是像您这样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人，既能继承文化传统又能够兼容商业的东西。

　　王：文化人如何处理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用排斥法，你刚才讲到很多诗人自杀、变疯、杀人，除了不被人理解之外就是一个精神问题，就是适应不了这种转折期。第二种，从文化起家介入商业，而后彻底的商业化，这种文化人已经不能被称为文化人了，他们已经彻底地改行，纯粹经商去了。我也认识很多原来相当不错的文化人，他们现在搞房地产、搞贸易，他们的整个思维、价值尺度都彻底改变了，追求的就是效益最大化、挣大钱，当然，这也是正常的。第三种，就是我们一直追求并寻觅的第三种生存状态——不仅靠知识、智慧解决了生存问题，而且生活得很体面；自立、自信、自尊、自强，同时又不放弃文化追求，仍旧在进行着文化的创造或者从事着文化产业。

　　记：通过商业的渠道来创造文化？

　　王：这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有的人本来就从事文化事业，但现在是把文化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能量和影响比他当初大多了，因为他的操作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文化人的做法多是一种个人行为。但现在通过商业的力量把它放大了，企业行为可以使文化成果产生裂变，在产生更大影响的同时可以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这种文化企业家，可能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化人了。二是像余秋雨这样的文化人，自己还在进行文化苦旅、在做自己的文化，但同时，他也已经在商海中找到了别人对他的认同，这种认同可以让他衣食无忧，当然，这也是很多文化人所追求和羡慕的方式。至于我，我想我是一颗糖豆，外面的一层糖衣是我必须与市场对接，里面才是我的价值追求——文化。这就是我给工作室的定位，既是公司又不是公司，我强调工作室的属性是一个思想研究机构。博士、硕士从全国到工作室来工作，如果挣不到钱，没有体面的生活，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崇高的探索；但我们又不能完全是公司，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以效益最大化作为我们的唯一目标，就会失去我们的方向和价值追求。因此，我们不完全是公司的定位使我一辈子赚不了大钱，也使我可以尽可能地去进行一些文化上的、思想上的探索，出版书籍为社会提供一些精神食粮，很多人认为我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会徒弟，但是不是会饿死师傅就要看情况了。如果师傅被饿死了，那他该被饿死，因为他被淘汰了。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努力追求，我们就会有更大的空间。

　　哪类文化人适合在深圳生存

　　记：您觉得适合在深圳生存的是哪几类文化人？或者说，在深圳将会产生一些怎样的文化人？

　　王：我认为，适合在深圳生存的文化人，首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生存能力必须极强。这包括以下几种人：第一种是具有某些行业特征的，比如画家、艺术家，因为这里有现成的渠道及文化产品市场，尤其是这儿的位置靠近香港，比之内地很容易使艺术变现，而有了钱，衣食无忧又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创作；第二种是像我这样的人，实际上也是以文化为业的，但这种文化具有商业效益；第三种是传媒从业者，包括影视、杂志、报纸，他们也从事文化，但这种文化比较容易商业化，他们可以用商?的包装实现自己的文化追求。我认为，深圳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城市，政府就应该为这些进行文化探索的人提供一个孵化器，有了适宜的温床，文化的种子才能生根发芽，而有了厚实的文化土壤，一个轻浮的城市才能变成一个厚重的城市。我们这种人不会怨天尤人、自生自灭，但那些搞学术研究的文化人，政府必须扶持他们。

　　记：您是否同意别人称您为“儒商”？

　　王：我想儒商是指一种以儒雅的方式来从事商业运作的人。但我认为，直到现在，我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商人。我与人做生意的原则很简单，那就是缘分，话不投机半句多，有钱赚我也不会做。这也说明，骨子里我还是文化人，因为商人是没有跟钱过不去的。

　　记：知识经济与一般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呢？我理解的市场经济是纯粹靠商业行为取得经济效益的经济；而知识经济中，知识本身可能就有价值，它就是一种资本，人们确实需要它。您的工作室已经是这种状态了。您靠自己的智慧来产生效益，而这种智慧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您却还要跟他们讨价还价地谈生意，您是怎么想的？

　　王：你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生产的产品可能像画家画的画一样，懂行的人才能掂量出它的价值。因为画家不是画匠，他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是原创，不是临摹，更不是复制。现在有些装饰画是流水作业甚至是机器复制出来的，成行成市，就不值钱了。因此，虽然看起来都是从事艺术工作，但却有画家与画匠、画商之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个画家。

　　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人的转变

　　记：知识经济时代到来时，文化人也面临着一种转变，不论是心态上、素质上，还是技能上都面临着调整，不能再按照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来定义了。

　　王：文化人的历史渊源，使他们一直作为依附阶层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这话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当市场经济到来时，有些人要独立生存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我向来认为人才有两种：一种是自用之才；一种是被用之才。自用之才比如余秋雨，他有自己的品牌，像一艘小船可以自己划行；而有些人才是偏才，他需要组合。现在我的工作室有二十多人，他们都感到很充实，因为工作室为大家提供了舞台，提供了一种分工协作的机制，他们每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特长，释放出自己的能量。生活中有很多的文化人，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品牌，却又不甘于搭船，所以，始终找不到感觉，像浮萍一样，漂浮在水上面，连生存都很困难。我们下一步要探索的，是如何把工作室的品牌与一些文化产业相嫁接，比如网络、出版、影视，他们都需要我们这个思想库，都需要我们提供内容。企业家们有很强的操作能力，可以与我们形成互补。一些培训、教育机构也找我们合作，想通过我们的实践让更多的企业老板、白领获得新的知识。所以，我认为，做出了一种市场认可的东西之后，还需要走分工协作的道路，走产业化的道路，实现一种嫁接或整合。在这个背景下，可能就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就不用再为五斗米折腰，为生存而奔波，他们完全可以在这种分工、协作中完善和释放自己的专业才能及追求。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的智力机构像我们一样不断地探索，至成百上千家之时，就可成为星火燎原之势了。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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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