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化人的抉择(1)

　　在我们讨论“谁是文化人”这个话题的时候，以网络、IT产业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的浪潮已经以雷霆之势席卷了整个中国，数字英雄们一夜之间成为了亿万富翁的神话，令很多人特别是北京的新闻界及中关村IT业的人士们欣喜若狂，一些知识分子们甚至欢呼“知本家”的时代到来了。有感于此，1999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知识经济论坛上，我首次提出了“财智时代”这一概念。走进财智时代为什么是财智时代？财智时代是相对于西方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式解读。当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昂首走向知识经济时代时，古老的中国像一条正在穿越时空隧道的巨龙，尽管龙头已经开始与世界对接，

　　1999年8月，王志纲在深圳知识经济论坛演讲，针对西方

　　知识经济的提法，第一次提出了“财智时代”的观点。

　　伸向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但龙身却还在工业化的过程之中，龙尾则尚处于落后的农业文明时代。巨龙翻身，三种文明同时升腾、激荡。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并存的中国，出现的是一个既非纯粹的知识经济时代，也非往昔财为主、智为仆的财富时代，而是一个财智平等、以财求智、以智生财、财智相融的特别时代——财智时代。它的一个简单标志就是，知识由经济的配角变成了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作为社会的一种附庸和陪衬而存在的。在漫长的社会演化历程当中，知识分子是一个无根阶层，从来都没有自尊、自信的本钱。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知识如何才能成为经济？拥有知识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主流社会的代表？如何才能确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自持这样的“五自”？如何才能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文人无行、同室操戈、文人相轻等种种弊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知识经济给今日中国送来的第一份大礼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找到自信了。面对新时代的壶口瀑布作为一个下海十几年的知识分子，我常常由衷地庆幸：庆幸自己，遭遇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一个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个时代，就像万里黄河一样，历经九曲十八湾，来到秦晋高原的壶口，平缓的巨流慢慢聚拢，突然间水势骤变，奔腾直下三千尺，挟泥裹沙、波涛翻滚，气势磅礴，声闻数十里，可谓“滔天巨浪从天下，奔腾万里任自由”。下海的时间越长，对社会的感悟越深，我就越发强烈地感受到：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能够与今日相比的，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正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文化生态、经济形态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大转型、大碰撞以及重新调整、塑造的时期。而正是这种转换所带来的“混乱”，使得各路诸侯、各种利益群体，尤其是所谓的知识精英有了广阔的博弈空间与选择的可能，于是才产生了斗智斗勇的合纵连横。政治上，群雄竞起、逐鹿中原；文化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于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才有了光照千古的诸子百家及其伟大实践。那些为各路诸侯称霸或自保而设计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与实践，沉淀之后，客观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赖以立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之源的主要部分，虽然是宝藏与泥沙共生，但时至今日，其依然熠熠生辉、光彩夺目。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社会就像一条平缓的河流，虽然遇到过险滩窄谷，也遇到过一些波澜，但都不至于翻天覆地，社会政治及生活形态周而复始。与此相适应，知识精英也大都是“述而不作”，诗人、墨客吟咏的，也多是人生际遇的感慨、作客他乡的愁绪、离别的伤感、望穿秋水的情思。士大夫中有才华又有抱负的人，虽然也提出过一些独立的思考、超越的理想，但很快就被各种方式的统治之术压制下去了。人们都承认自己是孔孟之徒，可是人们离真正的孔子、孟子以及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这些独立思想家的峰峦却是渐行渐远了。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又遭遇了一个更宏伟、更气势磅礴的黄河壶口：经历了漫长帝制时代的半停滞状态，经历了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族入侵和内部压迫的革命斗争，特别是经过了新中国数十年的艰难探索，中国终于从闭关锁国走向了改革开放，从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走向了“韬光养晦”、全力以赴搞好经济建设，从僵化死板的计划经济走向了灵活开放的市场经济，从一个几乎只能纵向传承文明的时代走向了犹如喇叭口一样的交融互动、八面来风的新时代。正是由于经历了这样的大转型、大碰撞、大调整、大整合，沉睡多年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站在新时代的壶口瀑布，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两股强大的力量：一个是财富，另一个是智慧。放眼今日之中国，财富浪潮“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民众压抑了数千年的逐利之心像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人人都追求财富，个个都渴望财富。市场经济无形之手以不可思?的神奇魔力迅速改变着古老中国的方方面面——经济、文化、政治意识、价值观念、法律制度、审美趣味、道德原则，个体生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路径及发展空间。当新时代的壶口瀑布以震天撼地的气势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也摆在了每一位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的面前——在这个数千年未遇之新时代，知识分子当如何确立自己的人生方位？如何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创造方式、发展方式？又当如何实现自我生命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的最大化？探索文化人的独立生存之路当有人问我，为什么敢于舍弃新华社这块金子招牌光着屁股下海时，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自认为是知识分子中比较优秀的一员。如果连我下海都失败了，说明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救了；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救了，中国就没有救了。如果中国都没有救了，淹死我一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这虽是调侃之语，却也是我的真心话。客观而言，促使我毅然下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探索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蹚出一条新路——一条改变中国文化人数千年历史宿命的新路。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淹死，而是带领我的团队走通了这条路——我把它称为“第三种生存”。也就是既非入仕做官，也非单纯经商。而是以商业咨询的方式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播，凭借智慧和文化的力量在赢得财富的同时，也赢得尊严；既创造物质财富，也创造精神财富的路径。而在这一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大盘时代》出版之后，有人曾指认我是房地产商的帮闲，甚至说：王志纲要申请“知识分子”、“哲学家”、“思想家”等称号，我坚决驳回。实际上，大家争论的核心还是：谁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应如何定位？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它不仅关乎每一位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关乎一个民族的命运。在探寻这一课题之前，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定义文化人。首先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文化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一个与知识分子具有同等内涵的概念。但广义并不意味着含糊，一个科学的定义必须反映出事物最本质的属性，由这种最本质的属性所决定的事物一定具有特定的外延或边界，而不是漫无边际。此外，一个科学的定义还应体现出特定时代的要求。那么，在新时代下，我们应如何重新定义文化人呢？文化人形态的多样性文化人的定义，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一百个人可能有一百种说法。按照《辞海》的解释，文化人是读书能文的人，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按照这种定义，连小学生都是文化人，因为他们也会读书、能作文；老板们则成了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因为今天成功的老板，不仅要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一定要会动脑子。显然，这样的定义没能抓住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最本质的属性，宽泛得没有边界了，也没能反映出当今时代对这一群体最本质的要求。那么，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怎样定义？我所理解的文化人，就是以文化求生存、以文化为职业、以文化处世立命的人。有文化的人就是文化人吗？未必。如果他不是靠文化求生存，而是靠文化之外的东西谋生的话。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吗？未必。如果他不是靠知识处世立命就不能算。在计划经济时代，体制内有文化人，而体制外没有文化人。因为只有在体制内，人们才能从事各种文化工作，才能从事知识的传授或传播工作。因而，所有的文化人，教师、记者、编辑、文艺工作者……都是领工资的，都是被体制“圈养”的。而文化人一旦被排斥到体制之外，即使是像王蒙、张贤亮那样有文化的人，也只能是右派或“四类分子”，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文化人，因为他们只能靠体力劳动来求生存，而无法以文化或知识来安身立命。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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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