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文化人的转型(2)

　　不想运气不佳，折腾了很多年，依旧是两手空空。一日，偶遇一群广东老板，不知为何，他们聊起了风水。我的这位年轻朋友不知是家传，还是自学成材，总之是对风水颇有研究，于是，他顺势大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没想到一下子就征服了老板们。仿佛灵光一现，他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商机。自此，这个饱读哲学著作的硕士，为了“稻粱谋”，拼命地钻研长期以来被斥为封建迷信的风水学，并且为了提高业务水平，他还几次前往风水学极为昌盛的香港拜师学艺。不曾想，几年下来，这位头脑灵活的小老弟居然成为了房地产界小有名气的风水先生，经常可以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看见他矮小、敦实、敏捷的身影。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这位小兄弟见策划行业因不少策划人的垮台而有过街老鼠之嫌，便非常敏感地与他人一起搞了一个国际×师的认证活动，即只要通过他们的培训、考核，就可以获得一个国际×师的资格证书。于是，他这个风水先生摇身一变又成为了认证国际×师的重量级培训师，并且理论实践皆有之。对于这位小伙子，有一点我非常欣赏，那就是他能够顺应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以适应市场日益复杂多样的需求。近几年，他发现城市经营是一个热门话题，便毅然地就近读了广州一所大学的在职博士，研究方向据说是粤港经济一体化。试想，他在广东这么多年，长期在市场上打拼，且又学贯中西——既懂西方哲学、又精通东方风水，知识结构较为全面，口才也不错，于是，很多中小城市的政府部门便邀请他去作报告，时间一长，自然就获得了一定的口碑。时空转换，几年之后，商海中吃香的似乎已不再是风水师、策划人，而是到处打着各名牌大学牌子与知名教授之名的专家组、研究团，这位小伙子又很快地修了一个博士招牌，真可谓与时俱进。歌德曾说过：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长青。如果我们生活在封闭的书斋之中，可能永远也不会想通——一个饱读东、西方大师著作的现代哲学硕士，怎么会是靠风水起家的，因为两者并不兼容；但如果我们处在市场经济的丛林当中，对此就不会有太多的疑问了，因为我们知道，生存才是发展的基础，不论用什么手段，生存是第一位的。另外，这也说明了我们这个古老的社会已悄悄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不能讲的现在可以讲；过去不能说的现在可以说；过去不能做的现在可以做；过去看似大逆不道的事情，现在的人们也是见惯不惊。其实，在今日之社会，只要你不公开地与当局宣战，不触犯法律，那么，你几乎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这种自由的选择权，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似乎从未获得过。今日的知识分子无论以什么方式安身立命，我认为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有一个最低限度，即至少要是社会的无公害植物。也就是说，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不为虎作伥，不坑蒙拐骗。也许有人会说：“风水学难道不是封建迷信，不是坑蒙拐骗吗？”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解读现实的角度问题。在广东，绝大多数的老板都非常相信风水，买楼的人也关心房屋的朝向、布局等风水格局。这就像在中国，如果你往他人脸上吐唾沫，他一定会认为你是侮辱他，会与你大动干戈，严重者甚至会与你拼命；而在非洲的一些部落，往他人脸上吐口水，则是表示欢迎与尊重，其中并没有简单的对错、是非之分，而是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的问题。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与训练的知识分子，我认为，知识分子在市场的搏击中，应该是社会前进的正推动力而非负推动力，即小则能帮助一个企业调整航向、与时俱进、更好地适应巨变的市场环境，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项目获得长足的发展；大则能通过企业运作的成功，为拉动一方的经济贡献一己之力。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碰到一些文化人比流氓更流氓、比土匪更土匪。而因为他有文化、有知识，做起坏事来其破坏性会更大，社会影响也会更加恶劣。20世纪90年代末，我去北京做项目时，几个重量级的老板邀请我与他们一同去参加一个高档次的饭局。汽车七拐八拐之后，来到一个闹中取静的所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相信在喧闹的皇城之中居然有如此幽静的深宅大院。院墙很高，约五六丈，青砖砌就，静穆、森然。按了门铃之后不久，出来一位满头银发、很有风度的人，约六十多岁，我最初以为他是房屋的主人，后来才知他是管家，以前是某省的厅级干部。这家主人的派头十足，这是我的第一印象。进门之后，我发现院落很大，可以停十几辆车。一行人下了车，走了十几米，便进入了第二个院门，真有曲径通幽、廊腰漫回的意境。进入第三道门，眼前豁然开朗。我想，走了这么久，这里应该是正房了。进了门，只见一个年约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可能不是这个年龄，但看起来非常年轻），穿着对襟大褂、老头鞋，笑眯眯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与大家寒暄，举止似乎随意而安详，看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很熟，没有太多的礼节。开始我认为这年轻人是阔气主人的公子，不曾想，他就是这座大院的主人。我是初次到访，经朋友介绍之后，他客气了一番，说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的客套话，大家就坐了下来。就餐非常正式，恐怕比国宴还要规范，有非常到位的背景音乐。大家坐下后，主人拍了几下掌，旋即，最早应门的老先生像正统的英国贵族管家一样，率领衣着整齐的侍者鱼贯而入，动作潇洒、流畅。我走南闯北已经多年，真正的亿万富翁亦见识不少，却未见过有人敢摆这样的谱儿。这位神秘的年轻人到底是靠什么起家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又何在？在座的还有一位级别很高的领导，身边有一靓女，千娇百媚，小鸟依人。可能是因为朋友的面子很大，我身边也有一位光彩照人的美眉。朋友打趣地问我：“可知身旁的美女是谁？”我茫然地说：“对不起，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影视明星，王老师都不认识？”我只好惭愧地说：“电影几乎没有时间看，电视也只看经济类或历史类的，我实在不知道小姐是何方神圣。”主人见状，便很优雅地打了圆场，并对我说，她是他的女友。回来后，问手下，他们告诉我那个美女的名声的确很大。于就餐闲聊中，我得知这座非常气派的大院以前是林彪手下一员大将的家宅，几经辗转，才到了这位年轻人的手上。价钱是6 000万元，不是买而是租，租了20年，每年租金300万元。回去之后，受好奇心驱使，通过一些渠道我粗浅地了解了这位神秘年轻人的发家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他去了海南，恰逢房地产泡沫狂吹之时，他没有目前北京房地产大佬潘石屹、冯仑等人幸运，没赚到什么钱，但他却建立起了一些人脉关系，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要想迅速地致富，就必须“剑走偏峰，兵行险道”，也就是说目光要准、出手要狠、平台要高、派头要大。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海南到了北京，虽囊中空空，但却气傲王公，因为一个宏伟的蓝图已在他的头脑中成型。中国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盛世修志”，即编撰地方志，当时全国的两千余县都在激情满怀地修编地方志。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盛世编典”，就是整理、编辑国粹，如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所以，这位年轻人的“宏伟蓝图”很受国粹级专家们的欢迎。其实，年轻人在布局时首先拉拢的就是这帮德高望重、操守严谨、名动中华但又比较寂寞的老头子们。而他们也深知，要从事这一类似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伟大工程，仅凭他们老朽之力是万万不可想象的，现在有一位年轻的儒商发财且不忘回报社会，实在难得。既然名高风清的老头子们力荐这个伟大的文化工程，有关部门自然表示全力支持。于是，聪明的年轻人再靠个人的头脑花了点儿小钱后，一下贷了上亿元。其中的一小部分用于整合中国最高学府的“老朽”们，其实学界泰斗们都很天真，往往会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毛病，以为人人都像他们一样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以弘扬民族文化为目标，但实际上，商人的眼中只有钱——尤其是那些急于从“蝌蚪”变成“青蛙”的老板。在拉拢、整合纯洁的老头子们时，这位年轻人真是一点儿都不浪费资源，他把自己顺带打包进去，于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国学大师的嫡传弟子、中国最高学府的博士生。贷款到手后，他又花了上千万元作为租赁深宅大院5年的费用。难怪排场如此之大，原来这都是他手中的符号、道具。只有这样，他才能高举高打，先声夺人，一下子征服对手。接着，他又花了几千万元投资印刷厂。布局完成，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就乘风破浪，脚踏泡沫，一举上市。在银行的支持之下，他头脑中的宏大文化工程的结晶、皇皇巨著出来之后，价格极其昂贵，好像不如此就无法显示出我们正躬逢千古之盛世，不过书并没有卖出多少，但他并不担心，因为款是从银行贷的。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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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