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文化人的转型(1)

　　余秋雨是不是知识分子？我想没有几个人会持否定态度。但这个曾贵为戏剧学院院长的大知识分子，却一会儿在电视台主持节目，一会儿又与影视圈明星同台献艺，且老当益壮绝不逊色。易中天是不是知识分子？应该也不会有人持异议。但历史上哪儿有过这样的教授，一会儿在电视台说书，一会儿又在大众聚会上签名，人气指数不亚于“超女”，粉丝团争逐不逊于明星。长江后浪推前浪，秋雨中天联袂行。就知识分子层面来说，他们绝对是大知识分子；但从文化层面来讲，他们却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概念。贬方的人称其斯文扫地，褒方的人却认为他们与时俱进。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胡适之，想起了林语堂，想起了张恨水，这些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人们争论的焦点和指标性的人物，他们亦是新旧杂陈的非驴、非马类人物。非驴非马时代，文化人的多样选择面对千年未遇之变局，我们进入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时代。文人圈岂能不变？用变化的眼光来“扫荡”这个动态的文人圈，尽管难上加难，但却意义非凡。故本人不揣冒昧，尝试打理一番。新中国成立以后，知识分子的处境曾为之一变，但却仍被长期排除在社会的主流群体之外。在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也几乎总是被列为整肃的对象。直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同志响亮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终于将“臭老九”们纳入了社会的主流群体。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如今，在这个财智平等的社会中，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可以打破头上的紧箍咒，终于可以跳出“自古华山一条道”的窘境——人生的道路再也不是只有官场一途，人生的忧虑再也不是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在当今时代，知识分子可以真正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只要你是一匹千里马，那就一定会有你可以驰骋纵横的万里草原；如果你是一只雄鹰，那就一定会有你可以任意翱翔的无边苍穹。在这个时代，如果仕途不通、道路坎坷，你可以去商海中自由搏击，如联想的柳传志、华为的任正非，他们都在广阔的商海中建立了一番惊天动地的非凡业绩；如果你当不了老板或者不想当老板，也可以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安身立命，当一个职业白领或金领，如各大公司的总经理、总监、部门经理等；如果你性格沉静、以钻研为乐趣，可以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进行学术研究，不仅可以广受尊重，还可以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如果你甘愿当一个自由职业者，过着黑白颠倒的小资生活，倒也自在潇洒；当然，你也可以像我们一样追求一种另类的生存——既是公司，也不是公司，既是老板，也不是老板，不是官员，但官员要请你出谋划策。文化人的活法各不相同，千奇百怪，正是这个变革时代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所催生的财智时代，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但这是否意味着，当市场经济的大门豁然洞开之时，中国的文化人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踏上一条通向幸福的阳关大道？事实并非如此。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在中国的社会大转型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走过了曲曲折折的道路，许多人走通了，却也有许多人依然在困惑、迷茫中艰难摸索。我们不妨一看。改革初期，知识分子扫描1979～1989年，整整10年，那时的知识分子，大多与商业无缘，也无不以社会批判为己任，似乎人人都为古老的民族而走上了神圣的祭坛。他们从西方的思想库中拿来了许多“洋枪”、“洋炮”，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纳、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尔思、波普尔等大家的书风行一时；启蒙主义、现实主义、现代派、存在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等文艺作品畅销不衰……一时间，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热、文化热、批判热等热浪滔天。当然，这10年，也是官方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反对精神污染的10年。这10年，可以称之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反思的“激情燃烧的岁月”。1992年，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面对国内一些人因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复杂国际环境而对改革开放提出的质疑，邓小平同志毅然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开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方考察，并发表了石破天惊的讲话。自此，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几十年之久的“姓资”与“姓社”的问题被他的这一路讲话消融得干干净净。“市场经济”这个历来与“万恶”、“肮脏”的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概念，在中国开始具有了合法的身份。一时间，古老的中国铺天盖地地飞舞着金光闪闪的钞票，于是，全国人民不管男女老少，都不约而同地向“钱”看齐了。当时的风云人物禹作敏有几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自1992年始，在之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完全地逆转了。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才子，是那些所谓“有思想、有见地?能言善侃之人”，这些青年才俊，即便皮鞋开口、书包破烂，但却依然可以傲视群雄，依然是女生们首选的追求目标；而在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才子”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谁的腰间最早挂上BP机、大哥大，谁最先在外租房并装空调，谁就可以横着走路、傲视同侪，当然他也是女生最心仪的“白马王子”。80年代的显学是文史哲；90年代以来的显学是经济学、IT、网络、通信等经世致用之学。80年代四处义务讲学的是文史大师；90年代以来游走于四方、布道敛财的则是经济学家。80年代的作家是最受人尊敬的群体，以至于征婚启事上多有“本人爱好文学”一条；现在的征婚启事上多的是“有车有房，事业有成”。90年代中叶以来，除了影视媒体之外，官方已大大地放松了监管的力度，80年代的热血青年们所欲追求的言论、思想自由等大部分都已实现，只可惜流水落花春去也，再也没有多少人关心“文化”、“思想”了，这也是大部分的文学期刊、文史杂志要么破产，要么在寂寞中慢慢消亡的原因。90年代中叶以来，备受媒体追捧、吸引世人眼球的还有一类明星，那就是我们的商人——企业家，他们获得了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尊宠和荣耀。与此同时，大批隐藏在各种体制内相对成熟而又苦闷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借市场经济的东风，纷纷跳入商海之中。而这些下到海中的知识分子，因各人的景况、环境、条件及际遇的不同，呈现出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生存状态。属于“野生动物”的文化人他们有的借船出海，空降航空母舰；有的折腾滩涂，弄得一身污泥；有的驾驶一叶扁舟，出没于波涛汹涌的大海；有的投身于各种各样的企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有的修成正果，有的折戟沉沙；有的风骨犹存，有的人格严重分裂。两年之前，我在南方一座城市打高尔夫球时偶遇一老兄，初见觉得该人面熟，寒暄之后，才知此君原来就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名动中华的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其时，他那一篇篇充满激情、笔锋犀利、鞭辟入里的作品是热血青年们的最爱。当时在一起打球的是一群当地的老板，这些刚从“流氓”变成“绅士”的老板们自然不知此君原为何方神圣，只有我知道他是谁。不过非常奇怪的是，他完全没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他。从他的眼睛里，我读到的只有冷漠与拒绝，就像一个混迹于人群的特工突然被人识破了身份一样，尴尬异常。之后我们又碰见过几次，但因话不投机，未能成为朋友，却反倒比陌生人更陌生。后来，从朋友处得知，这位昔日曾写过诸多颇有正义感、责任感及社会良知作品的作家，不知是看破红尘还是备感失望，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关系移民海外。其间，他与一位太子党结为了夫妻，摇身一变成了海外商人，投资房地产。当然，不管他的背景如何，他这个老板在我的眼中，是无法与当地的房地产巨鳄们相提并论的。不过，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其人生轨迹为什么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而且将之前的东西丢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他与过去的决裂是因为他对变化的现实不满却又力不从心，还是因为他对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的前景极其悲观，而让“虚无主义”占据了灵魂？在巨变的社会中，这是不是部分知识分子必然的宿命？前一段时间，工作室的策划人员自惠州回来，商谈项目之余，他们谈及在当地有个大师级的策划人很有名，说此君不但拥有博士头衔，而且还精通阴阳八卦，实践经验也非常丰富。我一听就笑了，这个人我认识，并且我们二人的关系还不错。此君乃湖南农村人，既聪明，又勤奋。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的一家报社，两年之后觉得没有意思，又重回大学读了研究生，学哲学。毕业后，他再次到广州的另一家媒体去当记者，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他毅然辞去公职下海，到了惠州。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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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