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文化人 经济学家一瞥*(1)

　　说起文化人，经济学家们应该算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但近年来，这个群体在备受大众和舆论关注、热捧之后，曾一度出现不少责难和围攻，核心是对经济学家的诚信提出质疑，指责他们已沦为商人的工具，滥用话语权，应该为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失误承担责任。虽有人称他们是忍辱负重，不应当背这个黑锅，但经济学家群体内却鲜有人回应，以致媒体指责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为什么经济学家这一群本来在高楼深院中做学问的人们，却受到大众舆论的格外关注甚至围攻呢？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需要经济学家们拿出对策和解决方案，需要他们预测走向、指点迷津。由此，经济学家经常被政府、媒体、企业等各方面捧为座上客。大大小小的经济学家们忙着在全国各地跑场，争着在各种热闹场合和媒体上亮相，对各行各业发表看法和观点。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对政府政策层影响有限，但对舆论的影响却不小。不少老百姓炒股、买房都以他们的话为参考，“受益匪浅”。但根据有心人整理出来的各种“经济学家语录”，常有今天打昨天嘴巴的事情发生，让人啼笑皆非。歌德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同样的道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备受追捧的显学。何谓显学？顾名思义，就是显赫一时的学说、学派。一位知名的经

　　*本文发表于2005年12月，即经济学家在社会上备受争议之时。

　　济学家曾总结道：原始社会的显学是巫术，所以巫师在那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即便在今日科学昌明的时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封闭的部落里依然如此；欧洲中世纪的显学则是神学，罗马教廷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布鲁诺就是被其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的；而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显学则是孔孟的儒家学说，国家选贤任能的科举考试使用的也是其经典的“四书”、“五经”；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显学则是哲学，物理学家牛顿、笛卡尔，数学家莱布尼兹等都以哲学家自居，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更是公认的哲学大师；到了20世纪，尤其是进入70年代后，欧洲的显学是经济学；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异军突起的显学也是经济学。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一百多年的时间，高悬于国人头上的两把利剑就是“亡国灭种”，与之相对应的显学就是探讨、研究中国如何“救亡图存”的学说、理论，如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传统国粹自然也是研究和实践的一大方向。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陈垣、鲁迅、熊十力、陈寅恪、胡适、梁漱溟、冯有兰、金岳霖、郁达夫、徐志摩、老舍、沈从文、梁实秋、巴金、钱钟书等人就是代表，其中没有一个是经济学家。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显学也是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主流地位中仍没有经济学的立足之地。经济学在中国成为社会的显学，认真算起来只是从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后，所以，目前经济学家的异常火暴就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粮食、商业及供销系统的唯我独尊一样，都是“时也，命也”，跟个人的努力、才华没有多大关系。与经济学家打交道多了，我经常在恍惚中看见他们的神色——矜持，儒雅中遮掩不住的自傲，就像在物质极度匮乏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卖食品、卖生活物质，尤其是卖肉的人脸上显露出的自得神态一样，当然他们毕竟是文化人，外表还是温文尔雅的。一个行业的催生靠的是天时与地利。经济学成为显学，天时就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千年未遇之变局，是市场经济框架之确立，今天经济发展的水平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地位高低、价值大小、有没有话语权的最重要因素。地利，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靠“摸着石头过河”完全无法适应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也无法有效地提升一个区域、一个城市，乃至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则国家的发展战略与走向，中则区域经济与城市经营的提升，小则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都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加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不仅登堂入室，而且纷纷进入政府成为国家的行政首脑，更大大地推动了这一波浪潮。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在经济方面最有作为的总统，两任财政部长鲁宾、萨默斯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号称“三驾马车”，为美国重执世界新经济的牛耳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三人都是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2004年，在党派混战中脱颖而出的印度总理也是国内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学者从高墙深院中介入火热的生活，本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目前的隐忧是许多显学大师经常“越界飞行”，并且乐于成为大众传媒追逐的明星。在不同行业的许多商业性演讲场合，常常会看到一些经济学家熟悉的身影,他们讲的多半是泛泛的东西，大道理多而接触实际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多,而有针对性的内容少，往往让台下的老板们感到摸不着头脑。但他可是拿了主办方给的劳务费就走人，管不了那么多。据圈内人说，有的人最高纪录是一天跑五场。演讲似乎已经成为他们赚取外快的一个主业。有一位名气不小的学者，经常被邀参加各种论坛。他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唱反调——如果大家都说经济“过热”，他必定说“过冷”；反之，如果大家都说经济“过冷”，他必说“过热”。不少人说“地产泡沫严重”，他就说“根据世界主要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没有泡沫或泡沫很少，无伤大雅”。学者从书斋走向社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市场对接，本无可厚非，但却不能成为四处逐利、搏名的商人，更不能违背自己的学术精神。一位严肃的学者不管他怎样活跃，总要保持自己学术研究的一贯性，也就是说他的一切社会实践都应围绕着自己的学术研究，绝对不能为了成为媒体眼中的明星或者为了区区几个孔方兄，就随便追逐热点，越界飞行，今天说“热”、明天说“冷”，今天打自己昨天的嘴巴。如此，中国这些精英级的知识分子不就成了游走于四方的托钵僧、到处化缘的游方和尚，或者是某些拼命走穴的通俗歌星了吗？过去我们常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殊不知社会发展速度惊人，已经成了“各领风骚三五年”。目前的中国，年老的显学大师们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中年的则正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新近崛起的年轻一代显学大师们已经喊出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或者“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听这些年轻的学者纵论天下风云，感觉到他们身上的确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就其年龄、经历而言，客观地说非常难能可贵。不过“听其言，观其行”，我始终有种印象挥之不去。什么印象呢？打个比方，就像一幢房子，一般而言应有三个层次：框架结构，外墙及装修。他们给我的印象就像房子的装饰、装修一样，远远一看，色彩、线条、图案非常漂亮，工艺也不错，但是往近处看，就不难发现他们对自己所装饰、装修房屋的框架结构、功能用途知之甚少。这让我想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件事。有学者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价格双轨制的建议，原本之意是想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之下，寻求改革的突破点，不想这一建议推行的结果是产生了大批的“官倒”，腐败盛行，使改革开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后，这个价格双轨制的发明者借用恩格斯引用过的德国大诗人海涅的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都极强的科学，而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大师”们最大的缺陷就是普遍脱离实践，闭门造车，关在书斋中潜心研究西方大师们的理论，当他们所知、所感的现象与这些大师们的理论有某种程度的吻合时，便兴奋得像发现了真理，马上在媒体上传播。所以，他们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判断、看法与见解，更多的是一种一时、一地的感悟，缺乏的是系统、理性、战略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位领导人曾不无感慨地说：经济学家总希望他们的建议被政治家接受，从而扬名天下，但政治家却要对实验的结果负责。中国的经济学家什么时候才算成熟？什么时候才能够对中国的经济现象及走势有长期、稳定、成熟、理性的认识，并因此在世界学术论坛上有一席之地，而不是成为大众传媒的明星？正如美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如果谁能将中国的经济现象解释清楚，一定能获诺贝尔奖。我们期待着。我看“郎顾之争”*如果让老百姓投票评选2004年中国经济学界年度风云人物的话，郎咸平肯定会以高票当选。他先是炮轰格林柯尔，接着又将质疑国企产权改革的矛头直指那些重量级的企业家——海尔老总张瑞敏、TCL老总李东生。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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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