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2）

　　然而，让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倡导者有那么一点底气的是这样一种信仰：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政策都是建立在完善的经济理论之上。《文集》中的论文清楚地说明了，一切都得有根有据。的确，新自由主义政策以经济模型为基础，但是这些经济模型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诸如完美信息、完美的资本市场、能抵抗所有风险的完备的保险市场之类的假设，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不切实际，更不要说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数学模型的严密性和精确性，可能会让人错误地相信它们。收录在《文集》中的论文表明，标准的完美信息、完全市场模型并不稳健。也就是说，信息不完美的程度即便非常小，也会极大地改变标准竞争市场均衡模型的所有结论。此《文集》中的论文，不但说明了旧分析模式是错误的，而且奠定了新范式的基础。
　　旧分析模式的问题不只是在于它是错误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危险的。比如，旧分析模式假设没有失业。然而，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就有着巨大的波动。这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对于那些并非因为其自身错误而失去工作的人而言，他们所承担的成本尤其巨大。当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这些波动带来的风险也逐渐变大。因此，理解导致波动的原因，找到能降低波动幅度并减轻波动的消极后果的政策，就变得非常重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不但低估了市场的局限性，而且还低估了市场的力量。比如，中央计划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中央计划机构无法获得必需的信息，更遑论处理这些信息，并以此为基础直接指挥经济体中的众多企业了。市场经济的优势部分体现在信息效率之上。然而，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几乎没有关注信息效率。在标准模型中，仅有的信息问题是与稀缺性有关（标准模型并不关心像劳动者的素质、不同投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而且标准模型中的信息问题是那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经常会发生的问题。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甚至不会去评价经济体应对某些可能会影响到需求和供给的持续冲击的能力。4（4的确，我在Wither Socialism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只要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假设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尤其是市场社会主义）就会取得成功。理解信息和市场的不完全性的影响，不但有助于我们弄清市场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他模式通常也会失败的原因。）
　　市场经济的另一个优势体现在其创新能力上。在讨论以信息和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时，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与中国相比，美国在制造业的许多环节上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在服务业的许多部门，与印度相比，美国也没有比较优势。但是，美国的优势体现在创新能力上。有了创新能力，就可以生产出能获得知识产权的产品。不过，就像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并不满足于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静态优势一样，长远看来它们也不会满足于仅仅充当制造商。如果创新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中国将来肯定是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要理解创新的经济学。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突出地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在此《文集》交付印刷时，中国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支出已经超过了日本。现在，中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假定技术不变，即完全不考虑对创新或其他可能影响技术进步速度的决策的支出。
　　简言之，如果中国要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继续取得成功，就必须要理解市场机制的优势和局限性。而许多研究生院仍然在讲授的标准竞争均衡模型，却不能对此做出准确的评价。《文集》中的论文，就是我为了建立新范式而做出的最为系统和全面努力的结晶。
　　我的研究集中在标准分析模式的一个关键性缺陷上，即它的完美信息假设。市场的许多局限性都与信息的不完美有关。当信息不完美时，竞争就会受到限制；在均衡状态下，也可能会出现失业和信贷配给；许多重要的市场，尤其是保险市场，就发展不起来。因此，新经济分析范式事实上触及了现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各个方面。我希望收录在此《文集》中的论文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

下面，我要简要地介绍一下六卷《文集》的结构安排。
　　第一卷收录了几篇奠定信息经济学基础的论文，包括论述存在逆向选择（指在市场上交易的标的物的特征因素虽然不为人知，但是会随着价格或合同的其他条款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形）和道德风险（指虽然无法完全准确地观察到行为，但是可以利用价格或其他合同条款来改变行为的情形）时的市场均衡的数篇经典论文。
　　第一卷中的论文，还阐述了价格机制在传递信息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个作用与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描绘的情形有着显著的差异。另外，有些人认为，由于相关的信息都反映在价格上了，?此价格会将知情人掌握的所有相关的信息传递给不知情人，并据此而断定股票市场是有效率的。我的研究表明，从经济学逻辑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结合第二卷中的相关论文，就可以理解股票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但有限的作用。
　　第一卷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指出，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即在竞争性市场上，个人自利动机以及企业使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会促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在现实中并不成立。通常人们看不见“看不见的手”的原因，是不存在这么一只手。换而言之，市场经济一般都不是帕累托有效的。在使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典研究中，阿罗和德布鲁指出，在完美信息和完备市场条件下，竞争性市场通常都是（帕累托）有效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实际上就表明，市场的有效性是有前提条件的。相反，我认为，在信息不完美、市场无法实现（帕累托）效率的现实世界——几乎总是有些政府干预措施能使得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加美好。这篇论文还解释了为什么对经济实行有效分权的能力是有限的。今天，没有一个严肃的学者会相信，不受任何约束的市场本身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这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是这样的。现在，关于政府作用的争论，不再以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为主题，而是集中在政府是否可以比市场做得更好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当前讨论的核心是政治学中有关政府局限性的争论。尽管在许多市场失灵现象的背后，是治理上的失败。但是，事实上，在任何成功的经济体中，政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不但包括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而且还包括对两者的改革：我们如何才能使市场更好地运行，以及如何才能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二卷考察了第一卷中的一般理论在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具体应用。例如，第二卷中的论文发展了一个分析薪酬问题的一般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同一种商品（或具有特定技能的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价格（或从市场上得到的工资）通常并不是一样的，以及由于信息的不完美产生的竞争的某种局限性。
　　第二卷中的文章还展示了如何利用新经济分析范式来分析企业的组织和行为。这种新企业理论，在第三卷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为第四卷中的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微观基础。
　　例如，新的信息范式，为我们分析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这两个老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20世纪90年代的公司丑闻发生之后，人们开始讨论公司治理问题。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之后，公司治理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早期的论文，最先提供了一个用于分析公司治理的一般理论。它解释了为什么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公司治理问题的出现，以及为什么公司治理问题既普遍又深奥，而且难以解决。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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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当今世界上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1943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60年考入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阿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毕业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经济学，师从保罗•萨缪尔森，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