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4）

　　第五卷转而讨论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部门的组织、税收和支出。考虑到前面各卷的基本结论——市场本身并不能带来有效率的结果，或全社会都能接受的收入分配状况——集体行动的组织和融资自然就成了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方面的许多研究都是以信息经济学为基础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这一点。首先，在研究纳税负担（即某种特定税收负担的实际承担者）时，标准的分析方法的基础是竞争均衡模型；但是，就像宏观经济学不能建立在不恰当的微观基础之上一样，在分析纳税负担时，也不能采用不恰当的经济模型，比如那些忽视信贷配给可能、失业或源自公司治理问题（决策通常由管理者做出，而他们很可能不会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模型。虽然收录在第五卷中的相关论文推动了此研究领域的发展，但是我仍然对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式在税收和支出研究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感到失望。12（12J.E.Stiglitz,2002,“New Perspectives on Public Finance:Recen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6,pp.341-360.）
　　更重要的是，我引入了帕累托有效税这一概念。帕累托有效税是指，当政府面临信息（及其他）约束时，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条件下就无法改善任何人的状况的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信息约束，也许不同于发达国家；相应地，帕累托有效税的集合也会不一样。例如，我的研究表明，在收入税体制很完善的经济体中，间接税的设计以及政府对间接税的依赖性就有很大的不同；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无法征税的非正规部门的经济规模很大，所以过于依赖增值税并不是很恰当的。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物品和服务究竟应该由哪一级政府来提供——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还是全球各国政府？在确保有效提供公共服务这方面，社区间的竞争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虽然收录在第五卷中的早期论文发展了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一般理论，但是较晚发表的论文则引入并发展了全球性公共物品这个概念。由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推进，所以全球性公共物品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文集》的最后一卷是第六卷。它讨论了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全球性金融不稳定和全球化等问题，并且对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给予了特别关注。大约40年前，我在内罗毕时就开始研究发展问题。而且，正如我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讲13（13“Nobel Memoirs,”in Les Prix Nobel;The Nobel Prizes 2001,Tore Frangsmyr (ed.),The Nobel Foundation,2002,pp.447-471；以及“Reflections on Economics and on Being and Becoming an Economist,”in The Markers of Modern Economics,Vol.2,Arnold Heertje (ed.),Harvester Wheatsheaf(Simon & Schuster International Group),May 1994,pp.140-183.）中所说明的那样，研究发展问题对我的信息经济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14（14例如，分析激励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分成制理论为基础；研究效率工资的论文，源于我的一项观察，即在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工资；信号甄别理论的提出，部分是为了回答肯尼亚政府请我就高等教育的最优投资水平发表看法。）发展中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来检验不完全市场和不完美信息产生的影响的天然环境。我早期发表的分析如何增强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的论文，也与此有关。
　　在过去的15年中，我积极参与一些重大政策辩论。其中，既包括我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就美国的重要政策发表的意见，也包括我在国际社会发表的看法，尤其是在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所发出的声音。有些人认为，这些工作与我早期的理论研究工作并不相关。我希望，收录于第五卷中的论文能证明这些人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的政策立场是以新范式中的经济模型为基础的。就发展战略、危机管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策等议题而言，在许多情况下，新范式得到的结论完全不同于旧模式。正如我在这篇序言的前面部分所指出的那样，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机构推动实施的政策，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旧模式为基础的。尽管这些政策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相信，已有大量证据表明，旧模式无能为力的问题，新范式已经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只要实施以新范式为基础的战略和政策，最后肯定能得到鼓舞人心的结果。
　　虽然收录在《文集》中的文章尚不到我发表的论文的四分之一，但是《文集》的篇幅已经很长了。究竟应该挑选哪些文章收录到《文集》中来，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写这些论文时，每篇文章都阐述了一个在我看来重要的观点；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观点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仍然还有很强的实用性。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研究不完全市场的经济学尤其如?。只有当下列条件同时满足时，市场才是完全的：完全竞争、完美信息、完全的资本市场、完备的保险市场。上述条件只要有一个不满足，市场就是不完全的。如果市场只是在一两个方面不完全，那还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政府可以“修复”市场的失灵之处，从而让其自动发挥作用。不过，我的研究表明，市场失灵是普遍的，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完美信息使得风险市场存在诸多局限性。政府也许能将“消失的市场”创造出来，但它同样也会受到那些使市场失灵的因素的影响。然而，尽管市场失灵非常普遍，而且也很复杂，但也不是说没有任何希望。政府可以利用选择性的干预措施，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倡导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人实在“轻松”：他们只是在说，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他们其实既不太了解市场，也不太了解政府。毕竟，市场若是有效率的，政府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提高经济效率。自由市场倡导者对其观点的论证似乎很有说服力，不过遗憾的是，现实世界非常复杂。那些遵循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国家糟糕的经济绩效表明，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是不能用来指导发展和转型的，这一事实比任何批评标准模型的基础假设的不恰当都有力。15（15尽管自由市场倡导者依然在为他们自己辩解：问题并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怎么实施这些政策。对这种论证逻辑的批评，参见J.E.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2002:W.W.Norton。）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的研究表明，信息只要有一点点是不完美的，就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所以说，《文集》对那些参与中国转型和发展政策制定的人提出了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议程很简单：只要创造出稳定的产权和自由市场，经济就会增长。根据全世界成功或失败的历史经验，我们会得到一个相反的结论：那些实施了这些政策的国家，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在全社会的福利水平或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水平上略有增长而已，但其社会并不稳定，而且不平等状况在恶化，贫困人口在增加。我们的分析指出了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呼吁要以创新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转型的初期，中国以天才般的智慧解决了许多看起来难以克服的问题，比如，将扭曲性价格体系转变为能基本反映资源稀缺状况的市场价格体系。当中国开始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时，也许就会采用一般性的解决方案，而且也可能卷入长期以来都争论不休的话题中去——到底是依靠不受任何约束的市场力量，还是让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让全球近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持续而平等的改善，这可不是一般的挑战。事实上，以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唯愿《文集》所提供的分析方法和洞察力，能有助于中国应对这一挑战。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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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当今世界上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1943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60年考入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阿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毕业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经济学，师从保罗•萨缪尔森，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