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3）

　　第三卷广泛地讨论了微观经济学其他领域中的一些问题，同时还收录了几篇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开山之作：什么是风险？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能说某种情形比另外一种更有风险？风险是怎样影响行为（尤其是企业行为）的？当风险市场不完全时，经济会有什么反应？当然，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分析不完美信息的论文，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风险市场通常都是不完善的。我们考察了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信念存在差异的条件下，企业的行为会是怎样的。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当不存在完备的风险市场（阿罗—德布鲁证券）时，企业的行为会是怎样的。

　　在我看来，第三卷中最为重要的研究结论，就是那些关于存在风险时竞争性经济体的效率问题的结论，以及那些考察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结论。专门为此卷而新写的一篇文章（第三卷最后一篇文章），综述了我在此主题下发表的大量论文，并且将有关市场经济效率问题的争论置于特定的背景之中。

　　 尽管我强烈地批评了标准的竞争模式与以其为基础的政策建议的实用性，但是同时我也指出阿罗—德布鲁模型低估了竞争的重要性。这是因为：（a）该模型低估了竞争所提供的信息，而后者可以作为设计更好激励机制的基础；5（5参见Nalebuff and Stiglitz, 1983,“Information,Competition and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3(2),pp.278-284(中文译文见第一卷);1983,“Prizes and Incentives: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Compensation and Competition,”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4(1),pp.21-43(中文译文见第二卷)。）（b）在人可能会犯错误的前提下，它低估了分权所带来的决策分散化的价值；6（6参见Sah and Stiglitz,1985,“Human Fallibility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5(2),pp.292-296（中文译文见第二卷）;1986,“The Architecture of Economic Systems:Hierarchies and Polyarch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6(4),pp.716-727（中文译文见第二卷）；以及第二卷序言中提到的其他论文。）(c)它没有强调竞争对创新的激励作用。事实上，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标准模型假定技术是不变的（最多也就是外生的）。

　　标准模型忽略创新的原因，与忽略信息不完美性的原因非常相似。这是因为，标准的（瓦尔拉斯式的）竞争分析已经将经济学界引向了这样一个方向：在此方向下，技术和偏好不变的模型得到不断的精炼改善。虽然也有一些建模方法可以考虑引致性创新和创新的微观经济学，但是它们一直都没有进入一般均衡分析领域。我很早就认识到，7（7参见J.E.Stiglitz,“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in Current Economic Problems,J.M.Parkin and A.R.Nobay(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27-52,以及在第三卷中的关于创新的有关文章。）可以将学习新技术的研究活动视为一个获取特定信息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我当时所关注的信息甄别过程，但是两者之间也有诸多共同之处，比如都与可占用性有关。

　　约瑟夫·熊彼特，在其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著作中，突出地强调了动态竞争的重要性。不过，他的成果是在用数理模型去分析创新这一潮流兴起之前完成的。在第三卷收录的几篇论文中，我着手建立研究创新的更一般的模型，并且开始将熊彼特式竞争置于更为坚实的数理分析基础之上。可以这样说，这几篇论文提供了一个能够分析新经济（也称为信息经济或创新经济）的理论框架。

　　标准竞争模型的支持者在捍卫其观点时最常用的一招就是认为：即便是在规模报酬非常明显（以及创新非常重要）的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的不是实际的竞争，而是潜在的竞争。只要市场是可竞争的，竞争就会存在，即便此时市场上只有一家企业，它也是有效率的。我们说明了这个结论为什么是错误的——只要进入或退出的沉没成本不为零，市场就不会是竞争性的。像微软这样的主导企业可以将优势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它这样做会抑制创新。看到这项研究成果在人们考虑新经济中的反托拉斯政策时发挥了作用，我感到很欣慰。

　　在20世纪30年代，微观经济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进展，就是爱德华·张伯伦发展的垄断竞争理论。8（8Chamberlain,E.(1933),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许多市场上，企业的数目足够多，以至于没有一家企业会担心其行为会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即不存在策略性互动），然而企业的数目却又足够少，以至于（在给定产品多元化程度时）所有企业都面临着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尽管这一理论非常重要，但是它一直都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直到我和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为止。从此，这一理论广泛地应用在国际贸易、增长理论和国际金融等领域。

　　 宏观经济学关注的是诸如产出和就业这样的总量指标。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解释经济波动持续存在以及失业会延续一段时间的原因，并调和这些现象与不存在失业的标准竞争模型之间的矛盾。凯恩斯指出，失业会长期存在，而且政府行为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这颠覆了新古典分析方法。不过，35年之后，凯恩斯的分析方法受到了严重挑战。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法的基础，是工资刚性假说。但是，工资和价格确实是会调整的。第四卷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对调整过程所做的不同假设带来的后果，还分析了其他一些跨期经济关系，比如，与没有理性预期的情形相比，如果家庭和企业对未来有理性预期，则乘数效应会更大，而漏出却更少。理性预期也许能增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当然，如果市场是完全的——劳动力市场总是可以出清，于是就没有失业——也就没有必要进行政府干预。理性预期学派通过证明政府政策是无效的，来反对政府干预；不过，让他们得到这个结果的（完全不现实的）完全市场假设，会使政府干预变得完全没有必要。

　　 对凯恩斯理论的另一个批评，是它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但是，在20世纪后期力图取代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实际上是向后倒退了一步：他们假设没有信息不对称的运行良好的完全市场存在，此时当然也就没有失业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为宏观经济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却是旧模式中备受质疑的微观基础。

　　 因此，在第四卷中我花了大量篇幅建立具有牢固微观基础的新宏观经济学。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不是让模型在面临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无所适从的完全市场、完美信息和完全竞争，而是从第一卷到第三卷中发展的不完美信息、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市场。在创造宏观经济学和货币政策的新经济范式方面，这些模型是非常成功的。新经济范式中的一系列模型，不但能够更好地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经济波动，而且还可以提出更恰当的政策建议，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应对经济体所面临的冲击。这些模型有时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模型，9（9“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这个术语的内容甚为广泛。有些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只解释为什么存在工资和价格刚性。这其实就隐含着一个假定条件：如果说这些刚性不是它们对标准的竞争模型的唯一背离之处，那也是主要的差异之所在。相反，我们认为，在理解宏观经济行为时，如果说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不比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更重要，那也是同样重要。参见Bruce Greenwald and J.E.Stiglitz,1987,“Keynesian,New Keynesian and New Classical Economics,”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39,pp.119-133（中文译文见第四卷）；以及1993,“New and Old Keynesia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7(1),pp.23-44（中文译文见第四卷）。）虽然它们更好地解释了工资和价格刚性产生的原因，但是它们同时也强调了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带来的问题——当不存在恰当的指数化方法时，工资和价格的灵活调整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可以说，这些模型，为罗伯特森10（10Robertson,D.H.,1940,Essays In Monetary Theory,London:Staples Press.）提出的利率决定的可贷资金理论以及费雪11（11Irving Fisher,1933,“The Debt?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Econometrica,Vol.1(4),pp.337-357.）的负债—通货紧缩模型，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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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当今世界上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1943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60年考入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阿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毕业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经济学，师从保罗•萨缪尔森，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