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1）

　　作者自序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六卷，以下简称《文集》）的出版，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我的文集。20多年前，中国开始向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转型。此乃伟大的试验。迄今为止，这场试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其福利水平也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除贫困。

　　在转型初期，中国试图从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经济学知识中学习。1980年，我有幸成为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建的一个小型经济学家团体的成员，与其他经济学家共同商讨中国转型中的重要挑战。在威斯康辛州的Wingspread会议中心召开的会议结束后，我们于1981年夏天又到中国访问了三周。从此我开始接触中国及其转型，后来亦多次访问中国。在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及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我尽力促使美国与中国建立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例如，我致力于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美国贸易代表坚持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应当迅速接受发达国家所遵守的条款。我指出，中国虽然很大，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的低人均收入意味着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中美关系仍在低谷中徘徊时，我于1996年8月受命担任代表团团长前往中国，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而努力。随后，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我更加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当然，在观察其他国家能向中国借鉴哪些经验方面，我可能更像一个学生，而不是老师。

　　不过，《文集》主要不是谈这些经历，而是要展示我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当然，我认为，两者是紧密相关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过去一直在努力解决如下根本问题：什么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原因？其本质是什么？政府应该发挥什么职能？

　　中国已经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便是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前，中国就开始思考：究竟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与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福利国家、欧洲的“社会”模式或日本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异。在这些不同的模式中，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长期以来，对于各种模式的优点，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在如何判断一个模式比其他模式更优越方面，也有不少争论。虽然与欧洲的竞争对手相比，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更高，但是如果比较的标准是诸如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之类的能更为全面衡量包括健康状况和教育水平在内的生活水平的指标，那么许多欧洲国家的排名就比美国高。1（1美国位居第十，排在它前面的是挪威、冰岛、澳大利亚、卢森堡、加拿大、瑞典、瑞士、爱尔兰、比利时。参见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HDI。）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并不能反映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消耗、负债（对外国人的债务）和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政府通常会将其所掌握的资产折价出售给外国人）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工人需要工作更长时间并对其家人和自身健康造成重大损害的事实。2（2比如，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每年的工作日更多，节假日更少。）另外，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也不会告诉我们增长是否可以持续。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它根本没有考虑收入分配状况：近年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增长，但是几乎所有的增长收益都由最上层的人所占有。绝大部分美国人在2004年的状况与四年前相比，是更差了，而不是更好了。在社会底层，贫困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即便是中产阶级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其中包括可能失业而带来的不安全感。5000多万没有健康保险的人对患上重病之后的状况极为担忧。3（3批评美国“模式”的人，还会提到美国监狱中囚禁着大量犯人——（从人均角度看）大约是其他发达国家的10倍。监狱中囚犯多，与吸毒的人数众多有关。显然，如果一个社会的囚犯和吸毒的瘾君子为数众多，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确实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当然，不管在这里提到的还是没有提到的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都不能只归咎于经济体制。）

　　即使人们想从已有的模式中挑选出一个，将其应用于中国，那也是不可能的：制度必须适应和反映一个社会与经济的历史和文化。人们不可能像照葫芦画瓢一样去设计经济体制；而且设计经济体制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至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济体制在不断变化；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速度是最快的。运行良好的经济体制是有很强适应能力的，它不但能从自身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还能从其他地方学习经验。从这一意义上讲，运行良好的经济体制是自我矫正的体制。在中国，发生在企业内部以及各级政府的适应和矫正过程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

　　随着改革和适应的进行，观念仍然非常重要：我们对什么导致了经济上的成功这个问题的理解?受?济理论影响的。?然，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变化和适应。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总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形下运行。虽然有些经济学家将大萧条时期的突发性失业视为市场机制暂时性失调的结果，并因此而忽视失业问题，但是这些分析视角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凯恩斯重新阐释了标准的经济理论。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宣称市场总是有效率的这种标准的新古典主义教条在许多地方仍然盛行。比如，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在确定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推动的发展战略时，新古典教条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始自亚当·斯密，经过两百多年发展（尤其是经过利昂·瓦尔拉斯等数理经济学家发展后）的经济学的核心——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经济。其中的许多结论都是错误的，比如，（当不存在外部性和公共物品时）市场经济能实现（帕累托）效率。针对发展和转型而提出的诸多政策建议（有时将其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或“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就是竞争均衡模型。采用这些政策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与实施另一套政策的东亚国家相比，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更低，收入分配也不平等，上层人士占有了绝大部分增长收益。此外，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并不能为中国面临的许多重要政策问题（比如公司治理）提供深刻的洞见。标准模型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去分析中国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平等问题。就中国是否有能力创造出足够的工作岗位，吸纳数百万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这个重要问题而言，相信新古典模型的人只会说：“别担心，只要你让工资和社会福利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市场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除此之外，他们就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了。

　　 《文集》中的论文提供了另一种分析市场经济的视角，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讲中我将其称为新范式。对于政府的作用问题，新范式给出了清晰而明了的政策建议。新范式强调，重要的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而且这种平衡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虽然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其经济状况仍然在不断变化。有许多人认为，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失败了多次，而且中国没有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现在还是应该遵守新自由主义教条，确保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最小化。考虑到过去政府干涉的范围过于广泛，那么很好理解为什么很多改革者会去约束政府。例如，他们反对产业政策（即政府为促进某些特定部门发展而制定实施的政策）和利用行政手段来实施货币政策。不过，矫枉过正是非常危险的。尽管中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其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却在迅速扩大。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完全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毫无疑问，自由市场教条会使这些差距扩大，最终使得实现社会公平的和谐社会无法建立起来。不过，即便是那些只关注经济增长的人也逐渐认识到：虽然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的经济增长目标比较狭隘，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甚至连这个目标都没有实现。在《文集》的某些文章中，我会试图解释为什么情况是这样的。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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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当今世界上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1943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60年考入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阿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毕业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经济学，师从保罗•萨缪尔森，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