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节：经典经济学在中国本土的验证（上）：道德的感通(13)

　　在这样的背景下，卫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孙鞅本是卫国"庶孙"，擅长刑名之学，跟随魏国相国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他对公孙鞅的评价是"年虽少，有奇才"，希望自己死后魏惠王能够"举国而听之"，而假设不任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意在一旦为他国所用，必是魏国国家大患。足见这个魏国丞相对他的评价无以复加。卫鞅到了秦国，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

　　周显王十年（壬戌，公元前三五九年）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对秦孝公说，一般百姓的智慧见识只能享受成功后的快乐，而不能事先和他们商量强国大略，"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他说一般老百姓常常安于故俗，而一般学者沉溺于书生之见，这两种人让他们居官守法还可以，让他们明白风俗法令制度之外的道理就非常困难。所以"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秦孝公认为他说的对，就任命他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也就是充分信任他，变法的具体措施他可以做最终决断。

　　变法的要害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重新制定收入分配的依据和机制。想想看，这是何等气魄和力度！结果如何呢？"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资治通鉴·周纪二》）但是，这种本末倒置的大治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遗礼义，弃仁恩，秦俗日败"。由于教化削弱，单纯强调经济之发展，鼓励军功以进爵，人民"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櫌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居；妇姑不相说，则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也就是说，虽然严厉的刑名法治和追求财利名爵使国家变得富足强盛，但是长幼尊卑秩序的破坏却毁坏了醇厚的风俗，上下不定，父子六亲不得其宜，"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覆亡之运在所难免。由此观之，后世秦国一统天下，靠的是强兵铁甲，摧枯拉朽，拜卫鞅变法所赐；仁政不施，暴虐天下，一传二世而覆亡，远究其源，亦拜卫鞅所赐。

　　今日疯狂叫嚣"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类进步最好的游戏规则"的学者，忽弃国家政府为无为之"主明而天下大安"的学者，无知到了如南怀瑾先生所说的"令人毛骨悚然"！当思历史前车之鉴，当思古来为文之道，"言满天下而无口过"，何故今时有如此邪言乱世者？真是"末世邪师说法如黄河沙"！

　　二、王安石变法：得天时 失人和

　　在中国经济史上，王安石变法影响深重。与商鞅变法有着类似的背景：均是年轻的皇帝打算借变法富国强兵、巩固政权。宋神宗赵顼，于公元1067年即位，年仅20岁。第二年便召见已近50岁的王安石进京议对。王安石当年21岁以第四名中进士，个性拗强，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仁宗时曾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名动朝野。面对皇帝召见，王安石慎重起见，当场没有对国家的状况和改革意见表态，而是回去后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陈述仁宗德政之外，指出"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切中肯綮，为变法之依据。约略列之，有以下十条：

　　1．皇帝未能与士大夫研讨先王治国之法；2．正确的言论和错误的主张往往夹杂采纳；3．任用官吏论资排辈，没有必要的考核措施；4．文人任武官，外行管理内行；5．官吏调动频繁，游谈之士谋得高官，贤能之士反受排挤；6．赋税过重，政府没有兴修水利等促进农业发展的设施，农民生活困苦；7．五代以来在军队当中养成的笼络迁就的坏习气一直没有得到整顿；8．先王的用人原则是奖优罚劣，而皇族人员不经选拔就担当重任，有违公允；9．朝堂内缺乏理财的财政人才，国家财政拮据，一旦有外患和天灾，岌岌可危；10．最后一点，王安石说得委婉，就是"本朝"108年以来的存在其实有侥幸的成分，"虽曰人事，亦天助也"。

本文摘自《中国经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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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经济学的贯通解读：中国经典经济学 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繁荣的社会里，“经济”成为了各行各业人们口中常说的词汇，懂的或者不懂的，理解的或者一知半解的，仿佛了解“经济”是一件时尚的事情，是现代人身份的标志，尤其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频繁使用宏观调控手段熨平经济波动，各种经济术语日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使得原本在许多人看来高深莫测的“经济学”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势。然而，对于到底什么才是“经济学”、如何判定“经济学”是否有效之类的问题，关心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