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股市“狂热”事件（2）

　　我当时刚刚从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培训回来，7月1日就被派往深圳调查。当时调查组由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的五位同志组成，包括审计署财政金融司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的司长、副司长，以及相关处长和副处长。这次调查的意见对深圳股市试点至关重要，因为当时有意见认为股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深圳搞股票市场试点是资本主义，不应该任其发展。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个时候关掉了深圳的股票市场，中国就没有资本市场，就没有后来成立的证券交易所，也就没有股票的全国发行，也就不会一直发展到现在的资本市场。 深圳的股市试点最终得以保住，当时有几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一，调查组给国务院写了一份《关于深圳股市“狂热”的调查报告》，指出深圳股市“狂热”的根本原因在于供求不平衡，有很多不规范的问题，建议在加强税收、增加股票供应量和完善证券交易制度方面采取措施。国务院领导当时圈阅了调查报告，深圳股票流通试点也就得到继续发展的机会。第二，据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回忆，当时他作为国家体改委的副主任去深圳进行调查，在参加深圳和珠海特区10周年纪念活动回京的飞机上向江泽民总书记做了汇报。刘鸿儒曾长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导了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是著名的金融专家，后又调任国家体改委担任副主任，他的意见自然十分重要。总书记听完汇报后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这两个试验点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不能撤，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第三，刘鸿儒在《突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之路》一书中记载江泽民总书记当时还委托时任中顾委委员的周建南同志专门留在深圳做了1个月的调查，并起草了相关报告。我后来从1992年1月25日深圳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报送的《深化改革，兴利除弊，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证券市场—深圳证券市场的回顾与展望》的发文范围看，特别有抄报建南同志，这可从侧面考证此事。最后，深圳市人民政府本身也对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对深圳改革的重要性认识深刻，积极向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深圳股市的情况，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最终深圳股票市场试点得以保留。

　　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认为，深圳股市之所以会这么“狂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高分红，因为那个时候深圳股票分红的水平超过了银行的同期储蓄存款利率水平，老百姓当然就愿意买股票了。虽然当时股票是一个新生事物，有风险，但是老百姓首先看到的不是风险，看到的是回报。其次是股价天天涨，而且又有分红和配送股份，价差这一块远远超过红利的水平，在那个年月，只要能买到股票就赚钱。当时流行一句话：专家不如炒家，炒家不如坐在家。意思是专家当时看市盈率，到十多倍的市盈率，赶快就把股票卖了；炒家不看市盈率，敢投机冒风险，等股票炒高了后才卖；最赚钱的就是深圳的渔民，在组建深圳发展银行时，将入股农信社的股金折成深圳发展银行的股份，渔民不懂股票交易，股票压在箱子里不去问，也不去炒，等到股价被炒得很高的时候，卖掉了，结果是在最高点卖掉的。这就是当时的情况。第三个因素是股市供求不平衡。据调查，深圳当时的储蓄存款达80亿元，但是股票的总股本才1.25亿股，加上还有不断涌入的外地游资，这造成深圳股市股票和资金的供求关系极不平衡。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缺陷存在，比如税收问题；没有集中交易的场所，相应的股东权益得不到保证，还容易产生纠纷；没有完整的法律，也没有相应的交易制度。

　　国家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报告中建议：第一要增加股票发行量，把上海和深圳作为试点的地区，真正地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允许进行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试点；第二是加强证券交易的税收制度，既然有这么高的投资收益，建议征收交易印花税和资本利得税；第三要逐步建立集中交易的股票交易所。

本文摘自《看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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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首先是一部记录中国股市历史的著作，作者以亲身经历回顾了中国股市建立之初的重大历史事件，从监管决策视角展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资本市场及金融体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作者通过长期跟踪分析西方金融危机的成因，结合丰富的实务经验，提出了中国金融崛起和开放战略的独到见解。论点新颖，角度独特。本书首次梳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使广大投资者和金融从业人员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和金融开放战略有更全面准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