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职位

　　按照大家的说法，德国、欧洲和世界也需要增长，因为这样的话那些希望增长的人就能够从事收益高的职业了。很多人对这个观点有很绝对的把握，所以相关的问题都显得多余了。如果没其他理由，那就用这个理由好了：经济必须增长，以便人们可以工作。

这种看法在几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所以人们几乎都无法说清楚，是工作为了增多财富，还是财富增多为了工作。增长和工作，工作和增长，二者对于人们来说构成了一个整体。实际上，即使增长和工作的关联并不是像通常讲的那样有说服力(11)，它们也会产生联系。经济繁荣，就业职位大多是不错的；经济缩减，工作职位经常缺乏。

职业工作在多数人的生命中占据了最长的一段时间，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年老、生病或需要护理时有足够资金的前提，这在一个时代和文化内有着特殊的意义。职业工作如同守护神一般，个人通过它对集体的创造价值作出贡献，同时个人也通过它分享了创造价值，职业工作将价值创造和分配手段合二为一。

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其职业工作使个人与社会领域相联系，成为集体的一部分。首先要通过它来定义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个人是什么？是个好母亲，好父亲，忙碌的市民，还是乐于助人的邻居？这些说法没错，也有道理，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和文化中，这些与工作职位以及由此得到的收入相比，便不算什么了。

由此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职业工作是否真的能够、真的可以或真的应该由手段变成根据自己意愿而追求的目的？同样，只要产生了工作岗位，或者只要能够保住工作岗位，就应该将增长以及职业工作带来的副作用和消极后果自动忽视？

这些都不是假设反问句，而是德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生活现实。这里的很大一部分职业工作只带来了增长，而没有带来富裕。增长和富裕脱节了，这种人工的没有富裕的增长只起到了保证工作职位的作用。

对此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德国的煤矿业。尽管根据地质学的实际情况，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不再开采用于销售的煤炭——德国的煤炭比世界市场上同种煤炭贵了将近3倍——但煤炭企业只是慢慢的缩减，到今天还没结束(12) 。最重要的原因：工作职位。为了保住这些职位，纳税人在1958和2008年之间——以今天的货币价值计算——缴纳了约2千亿欧元，有时候对每个煤矿工人每年达到了60000欧元(13)。

而且各个关系到矿工艰苦工作的方面都会使德国变得穷一些。不仅为了找到买主，政府要大力资助每位矿工开采的几吨煤炭，而且采矿给矿山地区给今后上百年都带来了损害。如果能够停止开采，对他们自己，对当地的居民和所有人都将是更好的，但是却不行。矿工们必须尽可能长的坚持他们继承下来的职业，因为僵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带给他们收入、社会福利、公共联系和社会地位。

另一个这种僵化的例子是联邦政府在2009年提供的“报废酬金”，这是一项克服经济危机的举措。为了让工作职位——这次是汽车制造业——保留下来，政府通过人们在购买新车时无需缴纳增值税或者给以补助的方式，对报废10万辆大多性能良好的汽车予以奖励。这其中所需的金额，政府从——还能从什么地方——纳税人身上获得，同时就等于限制了这些纳税人发展和自身塑造的可能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政府进行了再分配——从纳税人主体到任意胡乱选择的消费群体。这一行为对环境造成的极大破坏，政府倒是能够容忍(14)，因为毕竟是关系到了工作职位，这有些像一场战争，在毫无意义地财产毁坏之后是再建，尽管产生了足够的工作，但仅仅只是重现了初始状态，富裕通过这种方式不会产生。

为了增长而增长，为了工作而工作。增长和工作，有时甚至消灭了富裕，破坏了生活的基础！显然人们是在作茧自缚。

起初是能够理解的愿望，将旧约的诅咒：“人们只能辛苦地劳作养活自己”(15)——消除或至少稍微缓解一下。怀着这个打算人们先获得了很小的进步，然后越来越大。工业化加快了进步的速度，从几十年前开始，人们实现了超越。

这一行为方式总是相同的。具体地说就是人们苦苦思索出一套方法，通过这个方法可以用较少的劳作在一块耕地上得到同样的收获，或者通过同样的劳作得到更多的收获，当然最好两者都能实现：较少的劳作，较高的回报。这是生产力的进步，主要通过人类的智慧和使用非人力的能量来实现，而且在近代还增加了作为润滑剂的资本。

今天无数的男男女女不停地思考着，如何进一步减轻劳动力的投入，并且同时提高产出的财富和服务量。他们思考的结果是惊人的，可他们也做到了，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像在德国这样的国家，人均的劳作量——以有效的工作时间计算——减少了一半，而财富数量提高了5倍。也就是说，今天每小时获得的利润是20世纪初的10倍。

目前仍在这样继续。在发达的国民经济中，?产力每年平均约提高2%(16)，观察图表来看，就是减少2%的时间消耗而创造出同样数量的财富，或者时间消耗相同而多创造出2%的财富，所以经济增长了。

如历史所示，通常这种生产力进步的效应会将社会引向两个方向：生产力的进步将劳作量减少，同时经济利润会提高。但在这期间，这种进步在富裕国家的效用也越来越差，因为缺乏需求。如何产生这种缺乏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解决的方法是进行有利于经济困难人群的再分配，有人则认为应该撤销更多对生产和消费的调控，还有人认为要对私人和公众负债放宽要求。

但所有这些提议，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可靠地起到作用。再分配的模式太容易与人类的天性发生冲突，特别是慷慨大方的天性；撤销调控的模式在过去几年中表明，它其实很快就会达到界限；而债务的模式又再一次被证明是荒谬的。所以只要缺乏需求，西方工业国家在生产力进步的劳务市场作用面前就会喘息不止，犹如滑雪者在即将来临的雪崩面前。为了工作职位的产生不能停止对经济增长的继续促进，无论是否存在对物质财富额外的需求。

不然将汽车在拥堵的大街和广场上压瘪还有什么意义？因为仅仅可以使一个行业过多的产品售出？其它行业的情况与汽车行业类似。大多数人的胃和箱子已经满了，从政府的角度提供刺激，把它们塞得更满，使更多的物质被消耗，是不尊重市民，是在剥夺市民的权利，这是用那个值得怀疑的关于保住工作职位的观点都不能去辩解的。在一个经济良好的国家，不是消费者自愿购买的商品，也不需要再生产。

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来说，目前正是摆脱在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价值创造结构和分配结构的时候，并且要为获得收入、社会福利、公共联系和社会地位来发展合出乎时代的方式。增长主要用于创造和保住工作岗位的目的——这不仅是个时代的错误。人们在21世纪的条件下绝对不能再接受(17)。

　　

本文摘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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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成为了我们社会的宗教。很多人视其为富裕、个人幸福以及功能健全国家的前提。但如果没有增长会发生什么？为了我们能拥有充实的生活，什么能够或者应该来取代增长？对这一迫切的问题，曼恩哈特R26;米格尔，德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之一，给出了发人深省的回答。
　　西方社会从二战时期开始经历增长的时代，这一史无前例的时代现在结束了，米格尔将这视为挑战与机遇并存。因为这一增长早就不再使我们的富裕增多，而是在消耗着富裕，它使自然资源、环境以及人类的负担加重。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更加明智地对待地球资源，注重环境和自然，但首先我们自身对可能性和需求的理解要进行彻底的改变，这主要是指一种在未来有能力生活的概念。
　　米格尔做出了精彩的时代诊断，并对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给出了有说服力的构思。这是一本为人指明道路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