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大钟

　　欧洲人的这种定型比大多数人要形成的早，而且更坚定。他们在近代史上发起了三次有力的扩张进程——领土的，人口的，还有一次经济的。领土的进程将他们的统治区域，或者说至少是影响区域，扩大到了世界最偏远的角落；人口的进程引起了链式反应，将世界人口在1800年到2005年的250年内，从9亿增加到了90亿，翻了10倍；经济的进程通过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使得经济活动发展到了至今为止无法想像的规模。

会有特定的看法和行为方式与这些进程相符合。只有在物质财富世界中的生活才是值得生活的，否则将被视为“悲惨的，野蛮的，短暂的”(29)。个人经济上的成就要解释为被上帝选中，是未来灵魂得救的标志(30)。那时对于欧洲人来说，需要的是超越和国民教育，但毫不逊色的需要是将国民变成个人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附属。整个世界就是个原材料的来源和销售市场，他们将这种观点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在这种物质和精神的环境中，欧洲人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增多的欲望得到了发展，但是这种欲望在20世纪与国家特权重叠到了一起，每个时代的实际特征来自于国家而不是经济，所以直到20世纪中期都没有人想到去为了经济利益而自我牺牲。但是“为了祖国而死，”或者以其他方式援助祖国，“是幸福而光荣的”(31)。国家这样作出号召，而且人们去响应这一号召也不需要其他理由。将自己与“亲爱的祖国”(32)连在一起，尽可能地与祖国合为一体，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生命的意义。德国人的这种观点与法国人、英国人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欧洲民族都相同。在今天我们几乎不能理解：仅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人民就以祖国的名义对自己进行了两次致命的窒息攻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此画上了句号，因为不仅带有纳粹烙印的德意志帝国灭亡了，而且整个被纳粹思想影响了的欧洲也灭亡了。东部大陆成为苏联的辖地，西部大陆上，英国在大不列颠帝国的损失之后寻求着新的角色，法国和意大利经历着一个又一个政府危机，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一段时间内还沉浸在独裁的惊吓中，唯独德国不必克服这些挑战，只要听话就行。

尽管如此，这种爱国主义没有消失，它一直存在到今天，但和之前宗教时期和之后的军事时期相似，它不能再决定人们的世界观和生活观了，因此一战之后极为失败的事情现在成功了：形成了联合的欧洲。那些之前还狂热地坚持国家主权的爱国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跨国的更大整体：即现在的欧盟。

什么样的新典范能够或应该替代对人们——无论好坏——有着长时间影响的爱国主义呢？这个问题在所有欧洲国家以不同的尖锐程度提了出来，在东部地区，它由苏联有限的社会主义救世说被泛泛地回答：社会主义结构和国际社会主义——更准确地说：超国家社会主义——的稳定性应该填补爱国主义空白。相应地这在西方不能加以应用，西方人尽管把自由和民主放在了用于与社会主义对比的天平上，但相比之下，在西方这些只适用于一定条件下意识形态的拔高。

由此经济的大钟敲响了，它终于从宗教、军事以及国家的历史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了新的典范，它是西方国家对那些之前的失败和爱国主义的失败给出的回答。从这时起，它对人们及其世界观和生活观产生了影响，产生的结果是：无条件地聚焦于经济增长、物质财富增加和社会福利享受。随着爱国主义的瓦解，对物质利益的密切关注上升为最新的意义赋予者，以后应该这样说：消费主义好过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由此经济——就像之前的宗教或民族——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天命(33)。

这特别适用于比其他国家在爱国主义时期遭受了更多失败的德国，不仅是德国人摒弃了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也反对了德国人。美国人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苏联人忙着吞并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战利品，英国人忙着缅怀昔日的大不列颠帝国，法国人梦想着再一次成为大国，而德国人被打败了，在世界人民眼里既渺小又丑陋，他们无事可做，只能去清除自己的垃圾堆。

因此西德人心怀愤怒地在二战之后重建自己的国家，这不仅是必需要做的，也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像所有的民族那样，德国人也希望能够有一些引以为荣的事情，他们自豪的来源和某种程度上生活的意义就是经济的成功，由此他们向世界表明，他们还存在，他们没有完全消亡。也许这也能解释直到当代对“德国马克”这一自我称谓符号持久的感情联系(34) 。

这种非经济的，由精神和坚韧起到的作用，对欧洲二战后的第一个10年的——尤其是德国——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增多是不容忽视的。物质财富的增多不仅用于满足物质需求，也是对毁掉了的民族的一种补偿，因此可以私下将德国宪法(35)规定的“社会联邦国家”转化成为联邦的社会福利国家，可以仅仅根据有关经济的蓝图——煤炭、钢铁、原子能的欧洲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经济货币共同体——就形成西欧联盟，尽管其中不乏警告的呼声(36)。

如果今天大部分德国人宣称，没有增长德国就不能撑下来，没有增长就什么都不是，而同时又声明，他们自己并没有追求增长，或者即使拥有得比现在少些也是满意的，那这种前后矛盾就是一种迟来的回声，它源于对一个时代典范变更的深刻体会。现在后辈也像祖辈那样问自己：“如果没有增长，经济没有繁荣，那我们还有什么？”尽管我们不是非要更多的物质财富不可，但制造着它们，看着我们的国家能够跟上世界强国，成为世界出口第一：这就给了我们精神支持和自我肯定。这就是德国和欧洲需要的：精神支持和自我肯定。

　　

本文摘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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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成为了我们社会的宗教。很多人视其为富裕、个人幸福以及功能健全国家的前提。但如果没有增长会发生什么？为了我们能拥有充实的生活，什么能够或者应该来取代增长？对这一迫切的问题，曼恩哈特R26;米格尔，德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之一，给出了发人深省的回答。
　　西方社会从二战时期开始经历增长的时代，这一史无前例的时代现在结束了，米格尔将这视为挑战与机遇并存。因为这一增长早就不再使我们的富裕增多，而是在消耗着富裕，它使自然资源、环境以及人类的负担加重。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更加明智地对待地球资源，注重环境和自然，但首先我们自身对可能性和需求的理解要进行彻底的改变，这主要是指一种在未来有能力生活的概念。
　　米格尔做出了精彩的时代诊断，并对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给出了有说服力的构思。这是一本为人指明道路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