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精神分析与工作世界（1）

　　经常有人问我，精神分析一直不注重研究工作世界，为什么我却做了这么多有关企业家的研究？答案非常简单。我来自一个“企业世家”：我的父亲是企业家，我的几个兄弟也是企业家，分属不同行业。但是，我从未想过往那个方向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父亲认为我不适合商界（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这么认为），这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预言。我决定往其他方向发展。开始，我学习化学工程与机械工程，这两个专业都只学了很短一段时间。后来，我决定学经济，这只是暂时的选择，先学着，希望以后还能再改。我总觉得，引用伟大经济学家约翰R26;梅纳德R26;凯恩斯的话说就是，经济学真是一门忧郁的学科。经济人的概念一直困扰着我，因为我发现，经济学家有关人性的假设极其脱离现实，我家里的那些企业家们，没有一个符合经济人假设的描述。他们作决策的方式一点都不理性，可是，他们非常擅长在作完决策后把所作的决策合理化。

　　我16岁时，父亲把我送到哈佛暑期学院（Harvard Summer School），那次经历妙极了——与形形色色的人相处，真是刺激，远远比我后来在荷兰的大学生活刺激。在荷兰学习期间，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会回到美国。我确实回了。在荷兰参加完经济学博士考试后，我就回到了美国。那个时候，我已经认识到，我有作学术的潜力，应该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我决定抽出一段时间去旅游，于是在一艘挪威货轮上订了一个位置（我的父亲是那家货运公司的金牌客户）。用那种方式横渡大西洋非常便宜，但是也非常枯燥，唯一让人兴奋的就是暴风雨。当货轮在波士顿靠岸时，我迫不及待地下了船。纯粹为了怀旧，我再次游览哈佛，这次还专门去看了它的商学院。我想打听一下，商学院提供什么项目和课程。我发现，商学院开设了一种“传教士”项目，即国际教师项目（International Teachers Program，简称ITP），目的是在全球推广哈佛的案例教学法。当时，我仍然模模糊糊地打算在这个阶段进公司，可能是银行，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利用ITP先在哈佛待一年。在面试过程中，ITP的项目总监提到，亚伯拉罕R26;扎莱兹尼克（Abraham Zaleznik）正在讲授一门不同寻常的课程，名为管理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 of Management）。这个名字不太恰当，因为该课程关注的大多是精神分析方面的问题。他建议我参加的学习班是“精神分析心理学与组织理论”（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theory）。我决定入学，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个作业是，阅读欧内斯特R26;琼斯（Ernest Jones，英国心理学家）写的西格蒙德R26;弗洛伊德传记。该传记分为两卷，每卷都令人印象相当深刻。我的英文比较烂，但是我在一周之内就把所有教材都看完了，而且我也许是学习班上唯一一个不厌其烦这么做的人。在我这个刚出茅庐的企业经济学家看来，课程十分精彩，因为包含“狼人”、“鼠人”、“疯子施雷贝博士（The Psychotic Dr. Schreber）”之类的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与经济学课程的教材大不相同。回过头来看，要是搁到现在，我肯定会质疑弗洛伊德对案例的某些解释是否有效度，但是当时，那些案例把我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激发了我的幻想。我突然在小说、电影和艺术作品中领会到了很多以前没有领会的东西，就像多了一个镜头，从二维世界进入了三维世界。另外，我当时算是旅居国外，有着漂泊之人常有的那种心理骚动，所以体验更深。当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为我的生活经历如此不同，所以我特别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我经常分析自己的梦。

　　正是在这段时期，我萌生了整合精神分析学与管理学的念头。当扎莱兹尼克聘请我做他的助手时，我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另外，哈佛商学院接受我攻读博士生课程，不过也建议我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商学院是这么考虑的：如果拿不下博士学位，我至少还可以退而求其次获得MBA学位。后来我发现，原来ITP课程涵盖了MBA二年级的课程，所以，搞笑的是，我在第二学年修了MBA一年级的课程。回过头来看，哈佛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学习经历。与100多个极具竞争意识的人一起上课，我弄懂了经理人的语言，学会了用经理人的语言说话。

　　我在扎莱兹尼克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企业家精神，很快就做完了。我做完博士论文不久，罗兰R26;克里斯滕森（Roland Christensen）找到我，让我以硕士论文为基础，写一篇有关企业家精神的短文，给他在课堂上用。克里斯滕森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指导我做过硕士论文，我答应了他。这样，我开始了写作生涯，陆陆续续又写出了一些文章。另外，我参加了扎莱兹尼克主持的一个大型研究，主题是个人压力和组织压力。与此同时，我开始考虑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当时，我逐渐认识到，精神分析可以用于调查研究，效果相当不错，于是，我觉得自己需要增加临床经验。我觉得，没有临床经验，就很难把心理学理论应用到组织中。我决定了，我要成为精神分析师。在精神分析培训机构看来，我的经济学背景和企业管理背景，和心理学隔得太远，不适合接受精神分析培训，尤其是，当时美国的精神分析界有很强的医学导向。我不仅要想办法让培训机构接受我，还要为培训费用操心。所以我需要一份工作。在波士顿地区找份有趣的工作并不容易。我知道，因为种种政治原因——扎莱兹尼克不属于任何领域——哈佛商学院不会给我提供职位。拜扎莱兹尼克为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从找工作的角度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后来，我决定去法国。那时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titut Européen d?Administration des Affaire，简称INSEAD）刚刚成立，聘请了一个院长组建教师队伍。我还觉得，去了法国，我将有机会追求我的梦想，成为精神分析师，因为在法国，精神分析专业的入学条件比较松，不要求学生必须具有“正统”背景。与此同时，我开始跟着乔伊斯R26;麦克杜格尔（Joyce McDougall）学精神分析，他是世界上最著名、最纯正的精神分析师之一。我在INSEAD待了两年。我也不怕难为情，实话告诉你们，我被解雇了。我一直没有弄清原因，院方也没有明确解释过。当时学院出现了财政困难，我猜这是真正的原因。我曾经就如何改进学院运营提过建议，可能是我提得太隐晦，院方没有当回事，但是，就算我提得直接一些，可能也于事无补。得知院方解雇我后，我拒绝接受他们给出的解聘理由，也拒绝接受他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其他几个老师跟着我一起抗议（他们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莫名其妙解雇的人，因为学院的制度不完善，没有正当解聘程序方面的规定）。学院最终因为这件事成立了教师评价委员会，以确保教师的聘用和解聘不再那么草率。讽刺的是，一年后，INSEAD又给我发了聘书，我拒绝了。回头看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被INSEAD解雇后，我得到了一个有趣的学习机会。

　　我回到哈佛商学院，加入生产与运营管理（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教研组，做了一年研究助手。我的上司名叫威克姆R26;斯金纳（Wickham Skinner），他让我帮他写案例研究，因为我写得比较人性化。既然回到了哈佛商学院，我希望能够获得一个长期职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没有达成。教学方面，我做得不错，得到了最高评价，但是院方认为，教学做得太好，研究就做不了多好，所以我不能做研究员。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组织行为学（Organizational Behavior）教研组阻挠扎莱兹尼克委任预备终身教职。另外，组织行为学教研组的一个领导认为，我永远写不出什么东西。那个领导也许特别了解人性，人的一大乐趣就是，做那些别人认为他永远做不到的事情。我不仅写出了东西，而且写出了很多，本书应该是我的第29本书。我一直在想，老师真是擅长扼杀伟人，有时因为他的一句话，一个未来的爱因斯坦就消失了。

　　幸运的是，亨利R26;明茨伯格比杰R26;洛尔施（Jay Lorsch）更有远见，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那个时候，亨利R26;明茨伯格正在寻找那种不符合标准模子的组织行为学老师。我当然属于那种不符合的人，于是有幸被他聘请去麦吉尔大学加拿大分校（McGill University in Canada）做老师。那里的管理方向教师队伍相对较新，老师有很多发展机会。还有一点比较吸引我，那就是，麦吉尔大学加拿大分校所在地蒙特利尔有个思想开通的精神分析培训机构。尤其吸引我的是莫里斯R26;东杰尔（Maurice Dongier），他当时是精神病学方向的头头，也是精神病学智库艾伦记忆研究所（Allen Memorial Institute）的所长。我没有正统背景，他还是接受我入学，这一做法很大胆。原来，他就是我在正确的时间遇到的正确的人，后来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任何经历过这种培训的人都要面临一个真正的难题：以后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认为临床工作很有趣，但是精神分析师已经很多了，不过很少有精神分析师真正了解工作世界。我认为，受过临床训练的我，可以在那个领域作出贡献。

本文摘自《至高无上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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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至高无上的囚徒》这本书中，曼弗雷德考察了一些重大的现代领导力问题。例如：什么造就了领导者？什么是有效领导？什么是无效领导？如果领导者变质，组织会发生什么事情？成功的领导者和失败的领导分别对追随者和组织有什么影响？面对全球化和新市场，组织领导力必须如何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