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人格（6）

　　坠入极端

在精神分析中，最初我发现，X先生使用前面讲过的“分裂”防御机制（Freud，1966；Kernberg，1975，1985）。采取这种防御机制，外在表现就是情绪波动极大，对事物的看法主观、绝对、非黑即白，而且容易因为一点小事从一个极端转到另外一个极端。与公司有段非常亲密、积极的关系（那个阶段，他逢人就谈对公司未来的美好憧憬）之后，现在他与公司的关系完全相反。他憎恨公司以及一切与公司有关的东西。开公司太复杂了，要考虑太多事情，太麻烦了。他经常想着把公司卖了。他还想把房子和车子也卖了。财产越多，负担越大。他与别人的关系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显然，这一行为模式影响了他的感情生活，影响了他做生意的方式，也影响了他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有时还导致他做出自我毁灭的举动。

玫瑰人生

　　我很快又发现，X先生维持心理平衡的关键是，通过不切实际的乐观、笑声、幽默、疯狂举动和过度控制来否认抑郁感。有件事说起来很有趣，在这个背景下，他努力消除负面想法，与抑郁感作斗争。为了增强这种能力，他读过很多自助书。多年以来，这一直是他的一个人生策略——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他完全不清楚为什么自己需要帮助。

　　随着精神分析的进行，X先生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他早期的人际关系。他愿意对自己承认，他的童年并没有他描述的那样幸福。他认识到，他总是拣幸福的时光去回忆。实际上，做家里的老小是非常不容易的。家人把他当作奶娃，从来不关心他的需求，认为他被宠坏了，啥事也干不了，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回顾往事，他觉得自己受过粗暴的对待。此外，他现在认识到，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对他建立内在安全感并没有好处。

　　X先生回忆说，如果父母晚上要出门，他就会又哭又闹。他不喜欢父母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他害怕被哥哥和姐姐捉弄。根据他的说法，兄姐嫉妒他，因为父亲最喜欢他。X先生对大哥的愤怒尤为强烈，简直称得上憎恨。他之所以憎恨大哥，主要原因就是，父亲死后，大哥企图取代父亲的位置。他还觉得，大哥从不好好待他，经常嘲笑他。

　　X先生记得，除了吵闹以外，他还习惯抱怨身体不好，企图获得家人的关注和同情，但是效果不佳，只有一个姐姐似乎愿意听他抱怨。治疗期间，他多次提到，他认为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看到一个小孩哭泣，显然，他在影射自己。

　　X先生对父亲的记忆是自相矛盾的。既有强大阳光的一面——经常给他带礼物，又有阴暗的一面。有关父亲的另外一个画面是打孩子。他回忆说，父亲对他很严，禁止他在餐桌上说话：“孩子应该就像墙上的苍蝇一样，老老实实、安安静静的。”他还回忆到一幕俄狄浦斯情境（指父、母、子或女三者相处的情景）：车上，他坐在父亲与母亲中间，操纵变速杆让车停下。那个时候，父亲没有生气，反而对他刚刚萌发的自主性表示理解。

　　随着精神分析的进行，父亲的形象变得更贴近实际：善良、强大、体贴。X先生然后问自己，实际上，是否父亲并非一个非常浅薄、虚伪、装腔作势、用笑声掩饰内心的人。他承认，他与父亲很像；他也会故布迷阵，掩饰真实情感。

　　现在，当他想到父亲，他就想哭。这是迟来的悲伤。显然，因为家人对父亲的死讳莫如深，所以他们当时没有做真正的悼念。现在，当他悼念父亲，就呈现出这样一幅刻板的画面：一个遭弃的孩子伤心地哭泣着。

美杜莎女人〔美杜莎（Medusa），古希腊神话中三位蛇发女怪之一。——译者注〕

童年期间，X先生对母亲的愤怒反映在一种担心中——他担心自己变成孤儿。他每天晚上都祈祷母亲不要死去，但是他也担心他会梦游、在睡梦中杀死母亲。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个非理性想法：绞死自己。显然，他经常为自己的攻击性感到焦虑和内疚。然而，他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认识到这些情感的根源和意义。

　　渐渐地，在分析过程中，他开始承认对母亲的愤怒。他记得，母亲经常说，下辈子一定不会生6个孩子。这句话给他留下了阴影。他是家里最后一个孩子，这句话让他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他的到来一定是个意外。他的母亲似乎总是很忙，从来不陪他。因为母亲看起来那么冷漠，所以他的人生就有了一大主题：向母亲证明，他是有用的，生了他是没错的。他想母亲为他骄傲、赞赏他。但是不管他在生意场上做出什么成就，似乎永远都不够好。母亲从未表扬过他。他指责母亲把父亲逼疯了（他也觉得母亲就要把他逼疯了）。他甚至怀疑父亲根本没有发疯，只是因为母亲想摆脱卧床不起的父亲，而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是最方便的办法。

　　考虑到X先生与母亲的关系，不足为奇的是，他认为女人很危险、控制欲过强、不值得信任。这里，分裂防御机制再次发挥作用，他把女人分为两类，随便的和正派的。他一直很迷恋妓女（现在仍然迷恋），但是在迷恋的同时又害怕。妓女非常诱人，但是嫖妓又有可能染上性病。他回忆了一次嫖妓经历。他觉得自己对她和对其他女人不一样，他没把她当成泄欲工具，他倾慕她。但是，他还记得，年轻的时候，他交往过很多女人，他对她们相当冷酷无情，一旦发现她们变得太黏人，往往就会马上抛弃她们。他不喜欢“窒息”的感觉。

　　显然，X先生觉得女人是个威胁。他的梦解释了女人在他内心世界里扮演的角色。他的很多梦里，带着枪（象征着阴茎）的女人把他扑倒，与他性交，女上男下的姿势让他觉得被动。这时，他会惊醒，觉得窒息。然而，在另外一些梦里，女人会远远地倾慕他。他还讲了一个梦，梦中，一大群蜜蜂围着他，叮他，赶都赶不走。他觉得这一幕象征着现实生活中所有女人与他的关系。女人黏人、叮人，但是又提供蜂蜜。女人既让人快乐又让人厌烦。然而，渐渐地，他的梦变了，梦中，他在女人面前越来越硬气，不再那么被动。最重要的是，梦中的焦虑感也越来越轻了。

工作的意义

由我主宰

　　对X先生而言，开办企业有多重意义，远远不只是谋生手段。人生早期阶段，在一家德国公司工作时，他就发现，为别人打工太不自由了。德国人的管理非常僵化，他实在受不了，尤其是二战期间的童年经历还历历在目。确实，在自由联想中，他把德国人和婴儿杀手联系到一起。德国人喜欢一切照章办事，是像他母亲那样的完美主义者，不给员工任何自主发挥的余地。当他这样联想的时候，他开始形成一种非理性想法：德国人也许该为父亲之死负责。显然，在X先生的内心世界，他母亲与德国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他以前把母亲比作普鲁士将军。她实行极权主义控制。独立、自主，意味着摆脱母亲。他无法与别人（告诉他要怎么做的人）合作，于是，他决定像父亲那样自主创业。那是获得一些权力的唯一方式，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

　　在精神分析期间的移情过程中，控制的重要性变得非常明显。咨询期间，X先生对我的看法是摇摆不定的。有些时候，他把我看作慈祥的父亲，在另外一些时候，精神分析意味着支配，这时，在他眼里，我就从一个理想化的、温和亲切、无所不能的长者变成一个唠叨挑剔、控制欲强、永不满足的母亲。躺在沙发上，X先生甚至体验到了身体上的窒息感。有些时候，他希望我把他看作最受欢迎的病人，在另外一些时候，他希望退出咨询。他会问，他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治愈”，什么时候他才不需要我的帮助。显然，这种背景下的“治愈”指的是从“控制欲强的”精神分析师手中解放出来。

　　X先生回忆到，父亲死后，家庭贫困，母亲经常为钱发愁，他经常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他十分羡慕有钱的同学，这一切都让还是孩子的他烦恼不已。除了以上烦恼之外，他还担心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家从来不是安全港湾，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他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大哥曾经骗走了他少得可怜的一点儿钱。童年时期，他发誓要改变那一切。他要有钱。他要成为一个比谁都精明的生意人。成年之后，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他仍然会愤怒不已。这表明，他非常自恋，自我容易受到伤害。

　　他选择开办公司，原因有很多。这一选择也反映了他的内心冲突。开办公司是处理受伤自我的折中方案。通过开办公司，X先生把不安全的现实与对安全的希望结合起来。开办公司，就要应对变幻莫测的环境，这种生活很刺激，有利于驱散深层的抑郁感。开办公司也意味着与母亲对抗，母亲总是强调保险。开办公司，也是为了能够自己做主，逃出母亲的控制。此外，开办公司就有机会获得巨大成功。他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他甚至可以比父亲和兄弟姐妹做得更好，强迫母亲赞赏他。另外一方面，内心里，他曾对卧床不起的父亲说，他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办好公司，就能履行那个承诺。

　　

本文摘自《至高无上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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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至高无上的囚徒》这本书中，曼弗雷德考察了一些重大的现代领导力问题。例如：什么造就了领导者？什么是有效领导？什么是无效领导？如果领导者变质，组织会发生什么事情？成功的领导者和失败的领导分别对追随者和组织有什么影响？面对全球化和新市场，组织领导力必须如何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