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精神分析与工作世界（2）
首个案例：一位企业家
20世纪70年代初，我开始接受精神分析培训，70年代末，我出师了，准备接待第一个病人。你瞧，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位企业家！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因为很少有企业家寻求心理咨询，他们太忙了。他当时很惨，妻子抛弃了他，孩子跟他像陌生人，他觉得公司快倒闭了——肥皂剧的经典剧情啊。另外，他有很多心身症状，总是含着泪水，视线模糊，嘴里老是生溃疡——典型的压力症状。他本是一位精神病学家的病人，后来被推介给我，但我不认为这位精神病学家是在帮我。我相当肯定，他认为这个病人太难处理。但是，与那位企业家谈过之后，我觉得他是个有趣的病人（特别是因为我对企业家感兴趣），所以我想，为什么不接下这个案子呢？首次见面，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他似乎出现了“周年反应”（anniversary reaction）迹象。所谓周年反应是指，有些人在到了父母去世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变得非常焦虑。他就快到父亲去世的那个年纪了。他父亲是在精神病院去世的，他的家庭对他父亲的病一直讳莫如深。他认为自己也会像父亲一样发疯、死去，正是这一毫无事实根据的念头导致他无意识地走向自我毁灭的境地。
我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效果不错，简直是立竿见影。一周过后，他就有了好转迹象。他认为自己就像服了灵丹妙药，因为只过了6星期，他就觉得好了很多。另外，他公司的生意也大有起色。他与妻子、孩子的关系也改善了。他的心身症状也消失了。考虑到企业家一般都很没耐心，所以当他提出结束治疗时，我一点都不惊讶。他的这种反应有时被称作“用健康逃避”（flight into health，指心理治疗中，病人为了逃避令他不舒服的治疗而自发地表现出康复迹象）。说服他继续接受治疗并不容易，但是我做到了。实际上，我与他保持了4年的咨询关系，这4年里，我们每周见5次面。对企业家来访者来说，这个时间很长。
故事的结局很好。他非常感谢我的帮助，一直与我保持联系，给我写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几年前，他打电话告诉我，他的妻子去世了，他决定写自传。他觉得自己写不好，于是找了一个“枪手”。他后来与那个枪手喜结良缘，在佛罗里达定居，过得非常幸福。他还在为自传忙乎，请我为他写一部分，我答应了。他觉得与我交往很有趣，因此现在还与我保持联系。
精神分析治疗中连续4年每周见5次了解到的东西，与案例研究中仅仅见一次了解到的东西大不相同。与一个人每天见一次，听他讲自己的事情，你就能清楚地看到某些决策是如何展开的。决策过程中，幻想、白日梦、梦的交互作用真是精彩。他为什么采取某些行动，他事后如何把那些行动合理化，这些问题研究起来非常有意思。尽管他的情况很复杂，但是我觉得，第一次就能接到这样的病人，我很幸运。另外一件事也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那就是，我的第一位督导是克利福德R26;斯科特（Clifford Scott），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的编辑。他是少数几个最先研究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狂躁抑郁症）经常性发作病人的先驱之一。与他的交往让我进一步肯定了，仅仅根据简单的调查研究和零星的访谈来构造理论是多么困难、多么危险。与他的交往还让我了解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决策方式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有很大的不同。给企业家做咨询，有助于我真正地了解心理世界与工作世界的关系。
精神分析师大都不关注工作世界，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让我深感愤懑。想想我们大家有多少时光要在工作中度过，就会觉得工作世界非常值得研究。精神分析师研究过艺术家和作家，研究过创造与疯癫，等等，但是一直忽视工作世界。精神分析师对工作世界的第一例正式研究是20世纪早期伦敦的塔维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做的。20世纪60年代，我的老导师亚伯拉罕R26;扎莱兹尼克在哈佛做了第二例，哈里R26;莱文森（Harry Levinson）在托皮卡的门宁格诊所（Menninger Clinic）做了第三例。
我非常好奇他们是怎样在精神分析与工作世界的交叉之处做研究的。他们的工作对我是很大的鼓舞，因为我是在经济、管理和精神分析的交叉之处做研究。现在，我把自己看作第二代临床导向的组织研究者。40年了，我也许已经成了这个领域最著名的实践者。
临床范式
我觉得我的贡献很小。不是有句话说，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我把自己看作沟通各学科的架桥人。我学习组织行为学时，觉得研究者对体制关注过多，对人关注不够——哈佛商学院显然也表现出这一倾向。我想把人带回组织。根据我的经验，采用临床范式，通过人看组织现象，我们能看到其他范式看不到的东西。不是说其他取向是错的，但是我坚持认为，稍微懂点临床知识，就能更好地理解有时看起来非常奇怪的组织现象。无意识行为在人的际遇中有着重要作用。这样，把自己作为研究工具，效率可以非常高。另外，了解行为背后的动机，有助于理解人格缺陷，有助于读懂症状，有助于解释人际障碍，有助于看透群体现象和社会防御。如果我们真想更好地了解人的现象，那么我们需要采用整体取向。
在强调临床范式对组织研究重要性的同时，我想指出一点，尽管我受过精神分析训练，但是在干预中，我与典型的精神分析师还差得很远。我想帮助别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受到我外公的影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竭尽所能地帮助别人。而且，也许是因为在二战期间出生，所以我一直非常留意思想运动，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运动。在研究中，我也借鉴认知理论、家庭系统理论、群体动力学、动机访谈、神经精神病学和发展心理学。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用纯粹的理性模型看待组织是不现实的。我自己最喜欢把临床范式用作跳板，但是我不想说临床范式与其他干预形式相比有什么优势，而且我并不建议所有促变者（agent of change）都在行为主义或人本主义心理模型之外辅以临床视角看待内心问题和人际问题，包括底层动机需求、无意识过程、防御机制、社会防御、阻抗、移情，以及性格的作用。
有关本书
本书考察了一些主要的领导力问题。什么造就了领导者？什么是有效领导？什么是无效领导？如果领导者变质，组织会发生什么事情？成功的领导者和失败的领导者分别对追随者和组织有什么影响？
第1篇 领导者、傻瓜和骗子。本篇介绍了组织背景下最受关注的几类性格，分别是企业家性格、轻躁狂性格、述情障碍性格（一副棺材脸的人）、骗子性格和傻瓜性格。我仔细考察了各类性格的行为表现以及这些行为对别人和组织的影响，还就如何管理各类性格的下属以及如何应对各类性格的上司提出了一些建议。
第2篇 领导力病理学。本篇描述了领导者是如何变质的，领导者变质是如何造成恐怖、不信任和不安全的氛围的，以及这样的不良氛围是如何让组织瘫痪的。我研究了19世纪非洲国王夏卡R26;祖鲁（Shaka Zulu）的残暴统治并且加以引申，揭示了有关有毒领导力的东西。
第3篇 变革型领导。本篇再次回到天使的一边，介绍了领导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即如何培养有利于创新的组织文化。我考察了真正的感召型领导者，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到维珍集团的理查德R26;布兰森，描述了他们是如何把组织打造成理想的工作场所的。
第4篇 全球化背景下的领导力。本篇探讨了带领组织成功跨越文化边界需要具备什么品质和领导技能。我不仅讨论了全球公司面临的突出问题，还特别关注了俄罗斯。俄罗斯面对西方企业开放——而且，对俄罗斯而言，西方市场也在不断成长——让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企业家登上全球商业舞台。人们越来越了解俄罗斯这个迷人国度的文化以及俄罗斯“精神”的本质。
在结语篇，我分享了我在如何创建并维护高绩效组织这个问题上的几点思考。
曼弗雷德R26;凯茨R26;德R26;弗里斯
2009年，巴黎
在《至高无上的囚徒》这本书中，曼弗雷德考察了一些重大的现代领导力问题。例如：什么造就了领导者？什么是有效领导？什么是无效领导？如果领导者变质，组织会发生什么事情？成功的领导者和失败的领导分别对追随者和组织有什么影响？面对全球化和新市场，组织领导力必须如何响应？
20世纪70年代初，我开始接受精神分析培训，70年代末，我出师了，准备接待第一个病人。你瞧，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位企业家！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因为很少有企业家寻求心理咨询，他们太忙了。他当时很惨，妻子抛弃了他，孩子跟他像陌生人，他觉得公司快倒闭了——肥皂剧的经典剧情啊。另外，他有很多心身症状，总是含着泪水，视线模糊，嘴里老是生溃疡——典型的压力症状。他本是一位精神病学家的病人，后来被推介给我，但我不认为这位精神病学家是在帮我。我相当肯定，他认为这个病人太难处理。但是，与那位企业家谈过之后，我觉得他是个有趣的病人（特别是因为我对企业家感兴趣），所以我想，为什么不接下这个案子呢？首次见面，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他似乎出现了“周年反应”（anniversary reaction）迹象。所谓周年反应是指，有些人在到了父母去世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变得非常焦虑。他就快到父亲去世的那个年纪了。他父亲是在精神病院去世的，他的家庭对他父亲的病一直讳莫如深。他认为自己也会像父亲一样发疯、死去，正是这一毫无事实根据的念头导致他无意识地走向自我毁灭的境地。
我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效果不错，简直是立竿见影。一周过后，他就有了好转迹象。他认为自己就像服了灵丹妙药，因为只过了6星期，他就觉得好了很多。另外，他公司的生意也大有起色。他与妻子、孩子的关系也改善了。他的心身症状也消失了。考虑到企业家一般都很没耐心，所以当他提出结束治疗时，我一点都不惊讶。他的这种反应有时被称作“用健康逃避”（flight into health，指心理治疗中，病人为了逃避令他不舒服的治疗而自发地表现出康复迹象）。说服他继续接受治疗并不容易，但是我做到了。实际上，我与他保持了4年的咨询关系，这4年里，我们每周见5次面。对企业家来访者来说，这个时间很长。
故事的结局很好。他非常感谢我的帮助，一直与我保持联系，给我写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几年前，他打电话告诉我，他的妻子去世了，他决定写自传。他觉得自己写不好，于是找了一个“枪手”。他后来与那个枪手喜结良缘，在佛罗里达定居，过得非常幸福。他还在为自传忙乎，请我为他写一部分，我答应了。他觉得与我交往很有趣，因此现在还与我保持联系。
精神分析治疗中连续4年每周见5次了解到的东西，与案例研究中仅仅见一次了解到的东西大不相同。与一个人每天见一次，听他讲自己的事情，你就能清楚地看到某些决策是如何展开的。决策过程中，幻想、白日梦、梦的交互作用真是精彩。他为什么采取某些行动，他事后如何把那些行动合理化，这些问题研究起来非常有意思。尽管他的情况很复杂，但是我觉得，第一次就能接到这样的病人，我很幸运。另外一件事也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那就是，我的第一位督导是克利福德R26;斯科特（Clifford Scott），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的编辑。他是少数几个最先研究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狂躁抑郁症）经常性发作病人的先驱之一。与他的交往让我进一步肯定了，仅仅根据简单的调查研究和零星的访谈来构造理论是多么困难、多么危险。与他的交往还让我了解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决策方式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有很大的不同。给企业家做咨询，有助于我真正地了解心理世界与工作世界的关系。
精神分析师大都不关注工作世界，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让我深感愤懑。想想我们大家有多少时光要在工作中度过，就会觉得工作世界非常值得研究。精神分析师研究过艺术家和作家，研究过创造与疯癫，等等，但是一直忽视工作世界。精神分析师对工作世界的第一例正式研究是20世纪早期伦敦的塔维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做的。20世纪60年代，我的老导师亚伯拉罕R26;扎莱兹尼克在哈佛做了第二例，哈里R26;莱文森（Harry Levinson）在托皮卡的门宁格诊所（Menninger Clinic）做了第三例。
我非常好奇他们是怎样在精神分析与工作世界的交叉之处做研究的。他们的工作对我是很大的鼓舞，因为我是在经济、管理和精神分析的交叉之处做研究。现在，我把自己看作第二代临床导向的组织研究者。40年了，我也许已经成了这个领域最著名的实践者。
临床范式
我觉得我的贡献很小。不是有句话说，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我把自己看作沟通各学科的架桥人。我学习组织行为学时，觉得研究者对体制关注过多，对人关注不够——哈佛商学院显然也表现出这一倾向。我想把人带回组织。根据我的经验，采用临床范式，通过人看组织现象，我们能看到其他范式看不到的东西。不是说其他取向是错的，但是我坚持认为，稍微懂点临床知识，就能更好地理解有时看起来非常奇怪的组织现象。无意识行为在人的际遇中有着重要作用。这样，把自己作为研究工具，效率可以非常高。另外，了解行为背后的动机，有助于理解人格缺陷，有助于读懂症状，有助于解释人际障碍，有助于看透群体现象和社会防御。如果我们真想更好地了解人的现象，那么我们需要采用整体取向。
在强调临床范式对组织研究重要性的同时，我想指出一点，尽管我受过精神分析训练，但是在干预中，我与典型的精神分析师还差得很远。我想帮助别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受到我外公的影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竭尽所能地帮助别人。而且，也许是因为在二战期间出生，所以我一直非常留意思想运动，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运动。在研究中，我也借鉴认知理论、家庭系统理论、群体动力学、动机访谈、神经精神病学和发展心理学。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用纯粹的理性模型看待组织是不现实的。我自己最喜欢把临床范式用作跳板，但是我不想说临床范式与其他干预形式相比有什么优势，而且我并不建议所有促变者（agent of change）都在行为主义或人本主义心理模型之外辅以临床视角看待内心问题和人际问题，包括底层动机需求、无意识过程、防御机制、社会防御、阻抗、移情，以及性格的作用。
有关本书
本书考察了一些主要的领导力问题。什么造就了领导者？什么是有效领导？什么是无效领导？如果领导者变质，组织会发生什么事情？成功的领导者和失败的领导者分别对追随者和组织有什么影响？
第1篇 领导者、傻瓜和骗子。本篇介绍了组织背景下最受关注的几类性格，分别是企业家性格、轻躁狂性格、述情障碍性格（一副棺材脸的人）、骗子性格和傻瓜性格。我仔细考察了各类性格的行为表现以及这些行为对别人和组织的影响，还就如何管理各类性格的下属以及如何应对各类性格的上司提出了一些建议。
第2篇 领导力病理学。本篇描述了领导者是如何变质的，领导者变质是如何造成恐怖、不信任和不安全的氛围的，以及这样的不良氛围是如何让组织瘫痪的。我研究了19世纪非洲国王夏卡R26;祖鲁（Shaka Zulu）的残暴统治并且加以引申，揭示了有关有毒领导力的东西。
第3篇 变革型领导。本篇再次回到天使的一边，介绍了领导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即如何培养有利于创新的组织文化。我考察了真正的感召型领导者，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到维珍集团的理查德R26;布兰森，描述了他们是如何把组织打造成理想的工作场所的。
第4篇 全球化背景下的领导力。本篇探讨了带领组织成功跨越文化边界需要具备什么品质和领导技能。我不仅讨论了全球公司面临的突出问题，还特别关注了俄罗斯。俄罗斯面对西方企业开放——而且，对俄罗斯而言，西方市场也在不断成长——让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企业家登上全球商业舞台。人们越来越了解俄罗斯这个迷人国度的文化以及俄罗斯“精神”的本质。
在结语篇，我分享了我在如何创建并维护高绩效组织这个问题上的几点思考。
曼弗雷德R26;凯茨R26;德R26;弗里斯
2009年，巴黎
本文摘自《至高无上的囚徒》
在《至高无上的囚徒》这本书中，曼弗雷德考察了一些重大的现代领导力问题。例如：什么造就了领导者？什么是有效领导？什么是无效领导？如果领导者变质，组织会发生什么事情？成功的领导者和失败的领导分别对追随者和组织有什么影响？面对全球化和新市场，组织领导力必须如何响应？